细说“中国台湾省”的历史(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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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细说“中国台湾省”的历史文章，并没有给大家详细的讲述一些台湾历史，甚至有很多台湾的历史是几笔带过，在此，今天这篇文章将会给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台湾历史。
如果追溯的话，台湾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久远的年代。
太久远时代研究的必要性不大，不作赘述。
这里我们从郑芝龙在台湾建立基地开始说起……
郑芝龙时期
距今400多年前，明朝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一个婴儿出生在福建南安石井一个小官吏家庭，石井为闽南渔村，其父亲给这个孩子取名叫“一官”，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婴儿，既然会成为后来的台湾海峡霸主“郑芝龙”，更有一个出名的儿子“郑成功”，郑一官是一个“少落魄”的人物，从小习海事，“性情逸荡，不喜读书，有膂力，好拳棒”，跅弛放纵，渐流荡逸，失父爱。
郑一官十七岁时，因家庭生计艰难，偕其弟芝虎、芝豹赴当时中外贸易中心地点之一的广东香山澳（澳门）依舅父黄程。
黄程是个海商，在澳门从事海外贸易。
他留下郑一官在身边做帮手，协助商务。
郑一官在商业竞争和利益角逐中施展自己的智慧和才干，学会经商贸易，到过马尼拉，并学会了卢西塔语和葡萄牙文。
1621年（天启元年），郑芝龙18岁时，与兄弟齐至澳门的舅父黄程处学习经商，在与葡萄牙人打交道中，受其影响，接受天主教洗礼，取教名贾斯帕（Nicolas），另名尼古拉，外国人称他尼古拉・一官（Nicholaslquan)。
黄程营商置舶，兴贩东洋，见郑一官能干，天启三年（1623年）谴其附日本平户华侨李旦（泉州人）之舶，押送一批白糖、奇楠、麝香、鹿皮等货物，从香山澳放洋，远赴日本，侨居长崎。
人地生疏，始以“卖履”为业，或兼“为人缝纫以糊其口”。
后转经商，为其舅黄程贩卖白糖、奇楠、麝香等物。
郑一官从事商业活动和对外贸易，后寄身李旦门下，帮助李旦做生意，成为当时最有势力的海商李旦的部下，并“以父事之”。
李旦资本雄厚，拥有一支船队，专门从事海外贸易，是当地华侨的首领。
李旦觉得一官能干可靠，“抚为义子”，交给一部分资产和船只让他到越南做生意，获大利。
不数年，郑一官成为巨贾，常往来中国、日本间，居日华侨，咸推重之。
郑一官还热心学习剑术，认识了“为邑主锻刀剑”起家的“泉州冶工翁姓者”。
郑一官以领袖华侨之资格，晋谒已退隐的前幕府将军德川秀忠于骏府（今静冈县）献药品，秀忠亲问以中国事，大喜，命招待于长崎宾馆，赐赉优渥。
郑一官受幕府召见，日本人视为光荣显赫人物，自是地方豪贵常从交游，称为“老一官”。
平户藩为当时日本对外贸易中心，各国商船云集。
由于郑一官熟悉海外事情，又善外交，为日本政府所重视，初召后“屡访藩士家”。
后迁肥前国平户，受到当地诸侯松浦氏优遇，松浦氏为其在平户附近的河内浦千里滨（即今长崎县松浦郡千里滨）赐宅地建新居，并介绍平户藩之家臣田川昱皇之女田川松缔婚。
田川昱皇即翁昱皇，是中国迁平户的侨民（一说是泉州驻日本的海商），在日本为田川氏。
田川松日本人，系翁昱皇养女，故又称翁氏。
田川氏，年方十七，性端淑。
成婚翌年，以天启四年（1624年），岁在甲子古历七月十四日辰时，田川氏出游千里滨，拾文贝，俄将分娩，未及回家，乃依滨内巨石以诞，是为长子郑森（幼名福松，后名成功）。
此石呼为儿诞石，至今仍立“郑成功儿诞石”纪念碑。
1629年生次子七左卫门。
郑一官追随于日本平户岛的华侨大海盗商人李旦门下，初时担任翻译等工作，逐渐成为李旦的得力助手，深得李旦信任。
1624年初，郑芝龙因李旦推荐，前往澎湖担任荷兰人的翻译及通事，同年初秋荷兰人撤退至台湾南部；由于明朝和荷兰的争执，影响到李旦当时的中日台间的商业利益，因此李旦派郑芝龙亦是李旦介入明朝和荷兰的手段之一。
亦商亦盗
17世纪上半叶，荷兰人已是西方海洋经济世界的“超级大国”，天启四年（1624年）1月底，郑一官离开田川氏和还没有出生的儿子，被李旦派到澎湖，担任荷兰人的通事（翻译）。
荷兰人给于这个“来自日本”的通事优厚的待遇，但荷兰人这时正与明军进行军事对峙，双方没有交往，中国商人也不可能与荷兰人交易，开始并没有用郑一官，荷兰占领澎湖舰队司令雷约兹在1624年2月20日发给东印度公司总督德卡本特的信说：“等候好多时的帆船'好望号于1月21日由日本出航，月底到达此地。……我们接纳了来自日本的一名通事，虽然给予优厚待遇，但目前对我们没有什么用处”。
不过，荷兰人为了垄断对日贸易，指使一些中国船只在中国沿海掠夺，郑一官也是和荷兰人合作的海贼之一，为荷兰人执行在台湾海峡上截击前去马尼拉的中国帆船的海盗任务。
后来担任荷兰第二任台湾长官的德韦特，这时正在澎湖服务，他在一封信中写到：“经过雷约兹司令的批准，我们每天都期望能够在这里集中二、三十艘中国帆船，通事一官被派往北方去截击于俘获一些船只”。
后来荷兰人利用郑一官来执行在台湾海峡截击往马尼拉与西班牙人（当时荷兰人的主要竞争对手）通商的中式帆船的海盗任务。
他们的军事和商业复合体“东印度公司”到处拦截葡萄牙、西班牙商船，攻占伊比利亚人的海外要塞、商馆，在日本平户建立商馆，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建立大本营。
根据荷兰长官韦特信件中，记录了派“通事一官”率领约二十至三十艘中式帆船去进行“截击与俘获”的业务。
1624年中秋后，郑一官将事业重心自日本九州岛迁到台湾，归附“日本甲螺”（倭寇首领）颜思齐。
此后不久，荷兰东印度公司登岛，驱逐了以台湾为基地的其他势力，郑芝龙遂携妻子定居于中国大陆。
同年夏秋之交，荷兰人在明军的压力下撤出澎湖，转移到台湾大员（今台南安平），在台湾建筑“热兰遮”和“赤嵌城”两个要塞，侵占了台湾南部地区。
同年荷兰、西班牙两个殖民主义国家为了争夺台湾的统治权，发生战争，荷兰得胜，独占了整个台湾，这是历史上台湾第一次为外国人占领。
在随荷兰人在大员（今台南安平）立定足跟以后不久，郑一官就奉荷兰人之命率领几艘中国帆船袭击前去马尼拉与西班牙人通商的中国船只，直到第二年（1625年）的3月20日才回到大员。
天启五年（1625年）四、五月间，也许是在荷兰人手下没有太多的发展，或因奉义父李旦之命，郑一官离开荷兰人，开始亦商亦盗的海上生涯。
1625年4月底，他已经带着手下活跃在台湾海峡了。
一名荷兰船长曾经给第一任台湾长官宋克写信说：“（4月）27日，星期天，……突然首领一官，作为代表，后面跟着手执刀剑的铳手七、八名，向我们寒暄。”
两个月后，身为日本长崎、平户侨领的李旦向宋克长官请领了出航许可证，在7月从大员启程回到平户，但一个多月后，就在平户去世了。
李旦死后，他在台湾的产业和事业都归郑一官所有，为郑一官合并当时台湾既有的其他汉人武装势力（主要在今云林北港地区），及从大陆招收新的势力到台，创造了条件。
自立门户
颜思齐生性豪爽，仗义疏财，身材魁梧，精熟武艺。
万历四十年（1612年），颜思齐遭官家欺辱，怒杀其仆，逃亡日本，以裁缝为业，兼营中日间海上贸易，数年后渐富。
其间，颜思齐与经常到长崎贸易的晋江船主杨天生结下深交，结识了一批流寓日本从事海外冒险的闽南人。
由于他广结豪杰，遐迩闻名，日本平户当局任命他为甲螺（头目）。
天启四年（1624年），颜思齐等因不满日本德川幕府的统治，密谋起事造反，参与日本人民的反抗斗争。
农历六月十五日，颜思齐与杨天生、陈衷纪、郑芝龙等二十八人拜盟为兄弟，众推颜思齐为盟主。
不幸事泄，幕府遣兵搜捕，颜思齐率众仓惶分乘十三艘船出逃。
驶至九洲西海岸的外岛洲仔尾，陈衷纪建言：“吾闻琉球（台湾旧称）为海上荒岛，势控东南，地肥饶可霸，今当先取其地，然后侵略四方，则扶余之业可成也”。
农历八月二十三日，颜思齐率船队抵台湾，在笨港（今北港）靠岸，乃率众伐木辟土，构筑寮寨。
与此同时，派杨天生率船队赴漳、泉故里招募移民，前后计三千余众。
颜思齐将垦民分成十寨，发给银两和耕牛、农具等，开始了台湾最早的大规模拓垦活动。
同时组织海上捕鱼和岛上捕猎，发展山海经济，以解决移民生产和生活的物质需要。
天启五年（1625年）九月，颜思齐和部众到诸罗山捕猎，豪饮暴食，不幸染伤寒病。
数日后竟一病不起，英年早逝，年仅三十七岁，葬于今嘉义县水上乡与中埔乡交界处的尖山山巅。
颜思齐临终，召众人告之：“不佞与公等共事二载，本期创建功业，扬中国声名。今壮志未遂，中道夭折，公等其继起”。
颜思齐故后，十二月，众推郑一官为盟主，继统其业，树旗招兵，下设参谋、总监军、督运监守、左右谋士等，代统一寨众目，建立了初具规模的郑氏地方统治政权。
同年8月2日，李旦正办好厦门、长崎、及台湾贸易，从台湾回平户途中去世，其台湾的产业和士卒转归郑芝龙控制，而于厦门的则落入许心素的手里。
郑一官自立门户后，从福建招徕[lai]了郑兴、郑明、杨耿、陈晖、郑彩等部将。他将部下分为十八先锋，结为“十八芝”，并从此改名为“芝龙”，而不再称“一官”。
郑芝龙继续拓垦大业，势力不断壮大，成为当时海上最大的武装集团。
“凡我内地之虚实，了然于胸。加以岁月招徕，金钱所诱饵，聚艇数百，聚徒数万……礼贤而上（尚）士，劫富而施贫，来者不拒，而去者不追”。
天启六至七年（1626～1627年），闽南发生严重旱灾，遍野赤土，许多村落连草根树皮都被吃尽。
农历二月，郑芝龙利用此机会，自率船队袭击福建漳浦，劫掠金门、中左所（今厦门）和广东靖海、甲子等地，不久又回师福建，再犯泉州、厦门，袭铜山（东山），陷旧镇，击败金门游击卢毓英、福建总兵官俞咨皋的进剿，纵横东南海上，声势所向披靡，官兵疲於奔命，莫可奈何。
奔袭中，郑芝龙等还招抚了泉州饥民数万人赴台拓垦，沿海饥民及无业者竞往投靠。
这一仗郑芝龙打败官兵和许心素，使厦门从此成为郑氏的地盘，势力日益强盛，官兵不能敌，也代表着泉州帮势力的兴起。
1626至1628年，郑芝龙以台湾魍港为基地，劫掠福建及广东数地，使明朝官兵疲于奔命，虽其间有朝廷招安动作，郑拒绝并在台海纵横两年六个月，直到1628年年底，福建巡抚熊文灿再度招安郑芝龙，成为“海防游击”。
郑芝龙势力至1627年已有船700艘；许心素建议荷兰东印度公司联手打击郑芝龙，但东印度公司未允，郑芝龙打败副总兵俞咨皋，杀对手许心素。
当时福建泉州府同安知县写给福建巡抚的文书中说郑芝龙虽事劫掠，但对泉州百姓却是异常仁慈，不但不杀人，甚至救济贫苦，威望比官家还高。
“所到地方但令报水（即通报官府踪迹），而未尝杀人。有彻贫者，且以钱米与之”。
归顺明朝
荷兰人还不能统治环中国海。
其原因是：东方海洋经济世界不是权力的空白。
明朝官方从海洋退缩，海商和海盗成为海上的统治者。
郑芝龙海上势力的日益扩张强盛，引起明朝统治者的恐惧，多次派兵追剿，但均失败。
明政府既无力剿灭郑芝龙，又为了利用这支海上势力与荷兰人抗衡，镇压其他“海盗”，只好对郑芝龙施行绥抚。
天启七年（1627年），明廷起用曾经担任泉州知府的蔡善继任泉州巡海道，对郑芝龙进行招抚。郑芝龙率众到了泉州，见到了蔡善继。
郑芝龙之弟郑芝虎、郑芝豹在会见后，认为朝廷没有诚意，于是鼓动郑芝龙等马上离开泉州，重新过起海上称雄的生活。
由于郑芝龙集团力量的大幅度发展，对荷兰殖民者也造成很大威胁，荷兰船只一在中国海露面，就为郑芝龙集团截获，为此，天启七年（1627年）还发生一场驻台荷军与郑军的战争，结果荷军败北。
崇祯皇帝即位后，同年自台湾率领十八芝进攻泉州，大破明朝福建舰队，燕京震动，朝廷招安海盗。
崇祯元年（1628年），闽南又遭大旱，饥民甚众。
郑芝龙在熊文灿支持下，再度招纳漳、泉灾民数万人，“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用海船运到台湾垦荒定居。
在台湾历史上，郑芝龙是组织大规模移民的第一人。
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朝廷，招抚郑芝龙。
工科给事中颜继祖奏折写道：“海盗郑芝龙，生长于泉，聚徒数万，劫富施贫，民不畏官而畏盗”。
郑芝龙欲投降明朝中央政府，郑芝龙表示以“剪除夷寇、剿平诸盗”为己任，九月就抚于福建巡抚熊文灿，率部降明，诏授海防游击，任“五虎游击将军”，离开他多年经营的海上贸易根据地台湾，坐镇闽海。
此时，郑芝龙有部众3万余人，船只千余艘，仍率领原部，为明廷守备沿海以防海盗倭寇和荷兰人进攻，率军讨伐其他昔日结拜契兄弟海盗力量，包括李魁奇、钟斌，官至总兵。
不久便返回福建泉州南安老家，成为当地首富，也是少数迎娶了日本人却仍能正式返回中国内地的海盗。
崇祯三年（1630年）季春，郑芝龙在晋江安海镇建置豪华府地，历时3年又2个月告峻。
安平成为郑芝龙拥兵自守的军事据点和海上贸易基地。
据清·《嘉庆·赤店乡土志》载：郑府位于安平桥以北，西从西埭抵西港，北达西垵[an]头，南临安平桥头，直通五港口岸，占地138亩。
主构为歇山式五开间十三架，三通门双火巷五进院落。
两旁翼堂、楼阁，亭榭互对，环列为屏障。
东有“敦仁阁”，西有“泰运楼”，前厅为“天主堂”，中厅为“孝思堂”，规模宏耸。
大厝背后辟有“致远园”，周以墙为护，疏以丘壑、亭台、精舍、池沼、小桥、曲径、佳木、奇花异草。
迄永历九年（1655年），郑成功毁家复明，自焚宅第。
1633年芝龙于福建沿海金门海战击溃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从此控制海路、收取各国商船舶靠费用，郑芝龙也因此迅速富可倾国。
俨然称为闽南的领主与海上霸主，并对缴保护费给芝龙的商船（一艘大船需缴三千两银钱），给予郑家的令旗；如不缴费而想经过芝龙海域的，恐怕难逃被劫的命运。
芝龙如此强横，使荷兰东印度公司营运不宁，荷兰人数度联合其他势力合取芝龙，但芝龙仍持续扩张其势力，并将荷兰人次次打败。
史载：“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者，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自筑城安平镇”；“从此海氛颇息，通贩洋货，内客外商，皆用郑氏旗号，无做无虞，商贾有二十倍之利，芝龙尽以海利交通朝贵，寖以大显”、“八闽以郑氏为长城”。
至此，郑芝龙的通商范围广及东洋、南
洋各地：大泥、浡尼、占城、吕宋、魍港、北港、大员、平户、长崎、孟买、万丹、旧港、巴达维亚、麻六甲、柬埔寨、暹罗，据估计，兵力有：包涵汉人、日本人、朝鲜人、南岛语族、非洲黑人等各色人种高达廿万人的军力，拥有超过三千艘大、小船的船队，成为华东与华南海洋世界的唯一强权。
不久，郑芝龙应明朝廷要求，继续率军讨伐其他昔日结拜契兄弟海盗仅存最大股力量刘香，于虎门大获全胜，名震福建官至都督。
不久福建省内发生旱灾，郑芝龙提议载饥民移民台湾，并给予移民十分优惠的资助条件，有人认为其为开创了大规模移民台湾之先河，亦有学者认为无证据表示此提议曾执行。
台湾土地肥沃，因此而引发了汉人向台湾岛移民的浪潮，这是历史上首次大规模有组织的由大陆向台湾移民。
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统治台湾南部，在大员（今台南市）修筑热兰遮城、普罗民遮城两城，驻防近两千人，但大陆移民却多达数万。
此外本业的贸易商业上，在日本锁国后，只许中国人和荷兰人前往贸易，郑芝龙借由对日本的贸易，因而更富。
崇祯十七年（1644年），南明弘光皇帝册封郑芝龙为南安伯，福建总镇，负责福建全省的抗清军务。
郑成功时期
《清史稿》卷二百二十四《郑成功列传》记载，郑成功初名“郑森”，字“大木”，福建南安人。
他的父亲郑芝龙在明朝时跟随一个名叫颜思齐的人当海盗，颜思齐死了后，这支海盗队伍就由郑芝龙带领，从此，郑芝龙在中国东南沿海及日本、台湾、菲律宾等海域拥有极大势力。
明朝崇祯初年，郑芝龙向福建巡抚熊文灿“请降”，被明朝官方授“游击将军”。
郑芝龙华丽转身为政府军队后，成了明朝政府的一支重要海上力量，为政府捕捉海盗、攻打“红毛”（主要是荷兰人）立下了不少战功，最后累官至“总兵”一职。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崇祯皇帝殉国后，同年五月，福王朱由崧被“四镇”拥立于南京，改元“弘光”，这是一个流亡政府，史称“南明"。
郑芝龙与弟弟郑鸿逵均被封为伯爵。
福王“弘光“政权仅存了八个多月，到清顺治二年（1645年）就被清朝军队剿灭。
此后，郑芝龙又与弟弟奉唐王朱聿键进入福建，拥立唐王朱聿键为帝，改元“隆武”，明王朝的又一个流亡政府，在继续与清朝对抗着。
唐王以皇帝的身份进封郑之龙与郑鸿逵为侯爵，郑之龙的另一位弟弟郑芝豹为伯爵。
郑氏一门，在垂死挣扎的明王朝尾声中迎来了门楣的不断显赫。
郑成功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既有海盗基因又有政治权力背景的、受双重影响的封建大家庭中。
与郑氏门庭中其他人不同的是，郑成功的母亲是位日本女人：“芝龙尝娶日本妇，是生森（即郑成功）”。
郑成功于1624年8月27日出生于日本九州平户川内浦千里滨，六岁之前跟随母亲一直住在日本平户，直到父亲郑芝龙受到大明朝廷招安任官之后，郑成功才被接回福建泉州府南安县石井津（原福建省晋江县安平镇，现安海镇）居住，在那里读书学习。
郑成功长大后，郑芝龙对这个儿子十分欣赏。
隆武元年（1645年），郑芝龙带着20岁出头的郑成功来参见明朝流亡政府的唐王朱聿键。
朱聿键对郑成功是“宠异之”，并且给郑成功以最高礼遇：“赐姓朱，为更名”，让他与朱明王朝的皇室同姓，改姓“朱”、名“成功”，封忠孝伯、御营中军都督，所以后来人们又称郑成功为“国姓爷”“郑赐姓”“郑国姓”“朱成功”等。
其实，明王朝自崇祯皇帝在万岁山上吊自杀那一刻，就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福王、唐王、以及桂王朱由榔等人在向南方逃跑过程中建立的一个个流亡政府，只是徒劳的绝唱而已。
清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在贝勒爷“博洛”率领下，一路南下，势不可挡。
在兵力进击追杀的同时，博洛又亲自给郑芝龙写信，希望他投降，接受清政府的招安。
郑芝龙最后是"率所部降"，接受了清政府的劝降。
顺治四年，郑芝龙跟着博洛的军队来到京师北京，被清政府安排到汉军的“正黄旗”中，授“三等精奇尼哈番”。
在这个过程中，郑成功没有听从父亲的安排，没有向清朝政府投诚。
郑成功的叔父郑鸿逵也在暗中唆使郑成功，希望他继续率部抵抗，并且以大海作为发展事业的天地，史书上用“阴纵之入海”来表述。
在叔父的眼中，郑成功虽然年少，但“有文武略”，在郑家父辈兄弟辈中都是出类拔萃的。
郑成功也听从了叔父的话，从此与父亲背道而驰了。
正是在叔父郑鸿逵的合力下，郑成功开始了他的继续为明王朝流亡政府而战的人生大业。
郑成功的军队转战于潮州、厦门、广州、漳州、漳浦、金门、诏安、南靖、平和、海澄之间，与清朝军队展开周旋争夺，令清朝政府十分头疼。
为了降服郑成功，清朝政府就让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出面，让他给儿子郑成功写信，劝郑成功及郑鸿逵尽早归顺朝廷，并承诺特赦他们的罪行，另外还“授官”封赏。
郑成功接到父亲的来信，只是“阳诺”，表面上答应而已，但清廷却是动真感情了。
顺治十年，清政府封郑芝龙为同安侯，同时让郑芝龙转去皇帝的敕封：封郑成功为海澄公、郑鸿逵为奉化伯，授郑之豹为左都督。
但知其子者莫如父，郑芝龙害怕儿子不会接受清廷的任命，就又另外写一封书信给弟弟郑鸿逵，希望他来做郑成功的思想工作，咱们老郑家都归顺了清廷，不是也同样光宗耀祖吗？
郑芝龙的担心果然是真的了，郑成功不但不受命，还写了一封书信给老子郑芝龙，以表达绝不与清廷合作的决心。
尽管如此，清廷仍然没有放弃争取郑成功的努力。
顺治十一年，顺治皇帝再次派特使去晓谕郑成功，朝廷要授予郑成功“靖海将军”官衔，让他的部队驻扎在漳州、潮州、惠州、泉州四府，实质上是让郑成功担任这四个州的“总督”老大。
但郑成功“无意受抚”，不买清政府的账，他一心要“遥奉桂王”，并且“礼待“流亡中的明朝“诸遗臣”，铁了心不与清政府合作。
于此同时，郑成功也学古人做法，“置储贤馆以养士”，招纳人才，准备干一番更大的事业。
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清廷开始任命“济度”这个人为“定远大将军”，率师讨伐郑成功，并将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下狱治罪，因为有人告发他们父子之间有“私书”来往。
顺治皇帝令郑芝龙在狱中写信劝解儿子投诚，“谓不降且族诛”，即如果郑成功不投诚归顺，郑氏家族将遭到满门抄斩的灭族之灾，但郑成功不为所动，“终不应”。
后来，清军向郑成功军队发动强烈攻势，以水师攻厦门，在到达漳州时，“尽发郑氏墓”，把郑氏家族坟茔全部捣毁；同时被郑成功任命的官员，凡是不投诚的，一律斩杀。
郑成功与清军战斗一直持续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期间他也曾打到浙江的台州、江苏的崇明、瓜洲、镇江、江宁，也曾经去拜谒“明太祖陵”即今安徽境内的明皇陵，最终是要攻打南京。
但最后还是被朝廷（联）合满、汉兵出战，在江南一带将其主力击垮，将他打退到了浙江福建沿海一带。
于此同时，郑成功一直追随的以桂王朱由榔为首的明朝流亡政府也逃到了缅甸，基本上已不复存在了。
也就在顺治十八年这一年，清朝顺治皇帝去世，即位后的康熙皇帝采纳大臣建议，采取釜底抽薪战略，“徙滨海居民入内地，增兵守边”。
清朝政府下达了长达20年的迁界令，自山东至广东沿海二十里范围内，一律毁坏沿海船只，寸板不许下水，以断绝郑成功军队的物资供应链。
清政府同时下令，将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及郑成功的三位兄弟郑世恩、郑世荫、郑世默在北京的柴市口杀戮处死。
这一切对郑成功都是致命的打击。
在形势日蹙、声援皆绝的情况下，郑成功的退路在哪里？
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台湾岛，想到了那地处福建海域中、但至今仍被“荷兰红毛人居之”的岛屿。
当年，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与颜思齐为海盗时，就曾经在那里驻扎过。
正是在这种走投无路、被清朝政府军追杀而不得不退向大海的背景下，郑成功开始了攻夺台湾岛的军事行动。
他生前绝对没有料到的是，正是这次失败后的战略大转移，促成了他成为“收复台湾”、让台湾岛回归中国人怀抱中的第一号大功臣，并为今人传扬而永载史册。
当时荷兰人在台湾岛上筑了两座城：赤嵌城、王城；并且营造了一个入海口“鹿耳门”。
荷兰人本以为可以凭借海关险要、尤其是"鹿耳门“这一段海水较浅、战船大船难以航渡的水域条件，安全系数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就没有进行重要军事防备。
当时荷兰人在台湾岛上筑了两座城：赤嵌城、王城；并且营造了一个入海口“鹿耳门”。
荷兰人本以为可以凭借海关险要、尤其是"鹿耳门“这一段海水较浅、战船大船难以航渡的水域条件，安全系数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就没有进行重要军事防备。
1661年3月，在举行了祭海神、候海风的隆重仪式后，郑成功的军队万事俱备，只待东风。
当海风有利于启航出海时，郑成功船队2万5千多人出发了。
他们先抵澎湖，然后转进到台湾岛。
可能是天无绝人之路吧，海神在真的帮助郑成功、要让他一定成功呢！
当郑成功的舟师到达鹿耳门海囗时，海水像通人性似的“骤涨丈余”，使得郑成功的军船“大小衔尾径进”，直逼海岸边。
大军快速登陆作战，红毛荷兰人吓得逃跑不及，很快就丢弃了赤嵌城，转而固守王城。
郑成功派人给红毛荷兰人传话说：“土地我故有，当还我；珍宝恣尔载归”。
意思是说：台湾这块土地本来就是我们中国故有领土，现在应当归还中国了，之于那些珍宝珠玩之类，你们可以拿走。
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是郑成功第一个发出了台湾是我国“故有”领土的声音。
但是，荷兰红毛子仍然负隅顽抗，郑成功的军队整整围攻了近七个月，到了1662年2月，王城终于被攻下，“红毛存者仅百数十”，不得不降。
对于余下的这百十来个红毛人，郑成功也没有完全灭了他们，而是让他们永远滾了回去。
作为南明的将领，郑成功收复台湾后，遂将台湾作为自己反清复明的基地，此时的台湾也开始了自己全新的一页。
但是在郑成功收复台湾这件事上，从民族大义上说，他是绝对配得上民族英雄这个称号的。
明郑时期
1661年（永历十五年），清廷颁布迁海令，自山东至广东沿海二十里，断绝郑成功的经贸财源；毁沿海船只，寸板不许下水；同时斩郑成功之父郑芝龙斩于北京菜市口；挖郑氏祖坟；永历帝也在缅甸遇害。
郑成功接连听闻噩耗，加上在台将士水土不服人心惶惶，其子郑经又在澎湖与乳母私通，使得郑成功内外交逼，于1662年（永历十六年）五月初八急病而亡，死前大喊：“我无面目见先帝于地下”，抓破脸而死，年仅39岁。
郑成功去世后，黄昭、萧拱辰等人以郑经得罪先王不得继位为由，在安平拥立郑袭（郑成功六弟）为王，将军马信、黄安不从。
赏勋司蔡政奉郑成功之袍入厦门，洪旭等人遂拥郑经为王。同年11月，郑经命周全斌为五军戎政，亲率陈永华、冯锡范等人入鹿耳门。
右虎卫黄安闻讯后，率师前来会合，进王城诛杀黄昭、萧拱辰等人。
事后，郑袭遭郑经押回厦门软禁。
嗣位之争结束后，1663年初，郑经以洪旭守厦门、郑泰守金门。
郑经听说郑泰与之前拥立郑袭为王的黄昭有书信往来，便怀疑他亦参与逆谋，因此欲召见他，郑泰却称病不见。
参军陈永华以郑经将回东宁为由，委任郑泰为“居守户官”，铸印送至金门并邀郑泰入厦门饯行。
7月10日，郑泰率兵船赴宴，被郑经扣留软禁，船舰皆为周全斌所并，只有蔡璋逃回金门。
郑泰之弟郑鸣骏与子郑缵绪率部属及家眷入泉州投降清朝，郑泰闻讯后自缢。
别立乾坤
·撤守台澎
郑经取得王位后，仍驻守在厦门。
但是由於清朝政府实行“迁界”政策以来，沿海30至50里地区沦为荒地，使得郑氏家族控制下的“山路五商”无法获得出口物资以供应“海路五商”，厦门失去了物资和情报来源。
1663年10月，清荷联军部队围攻金门、厦门，郑军节节败退。
1664年（康熙三年）三月，郑经放弃闽南沿海各岛，全面撤兵退守台、澎，于初十日抵达台湾。
这次退守台湾，可说是郑氏所代表的南明抗清势力的总撤退，不仅郑经所辖的军队、官员都撤入台湾，明朝的缙绅遗老，也随郑经来台，此批入台总人数约有7000人。
·建国东宁
郑经退守台湾后，虽然仍奉南明的永历年号，但是他的政权本质，与郑成功时代显然不同，而俨然以独立王国的姿态出现。
诚如学者陈春生所说的，郑氏政府虽是明朝政府的延长，但其在台湾实际上已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闻永历帝业已被弑，1664年（康熙三年）八月，郑经乃谨守藩封，废东都称号，以“东宁”称全台湾，并以“东宁国王”自称，但仍然使用“招讨大将军”的印信，“永历”年号，在与清廷大臣明珠的书信中，也自称"建国东宁"。
外国文书称他为"台湾王"、"ThekingofTyawan（Taiwan）"，这是台湾史上汉人建立的第一个王朝。
在西方史书上对郑氏王朝述说较详，因从郑芝龙开始六十馀年间，在东亚国际舞台上，扮演极重的角色。
・开发台湾
到达台湾后，郑经继承郑成功的政策，分配诸镇垦荒，寓兵于农。
在台湾建立行政体制，设立六部管理政务。
任命洪磊管吏部、杨英管户部、叶亨管礼部、陈绳武管兵部、柯平管刑部、谢贤管工部。
厚待明朝到达台湾的诸宗室，以王礼相待宁靖王朱术桂。
在承天府起盖房屋，安插诸宗室及乡绅。
1664年（康熙三年）八月，升天兴县与万年县为天兴州、万年州。
又於澎湖安抚司外加南北路两安抚司，这是东宁王国的一府、两州、三司。
以陈永华为总制，掌理国政，陈永华治国方法与目标为：十年成长，十年教养，十年成聚，三十年与中国相甲乙。
陈永华善治国，督诸镇垦田，栽种五谷，插蔗煮糖，修埕晒盐，广事兴贩，国用日足。又采纳陈永华“建圣庙，立学校”的建议，并以陈永华为学院，“自此台人始知学”。
还接纳洪旭“文事、武备，两者不可缺一”的建议，令各镇于农隙时教习武艺，“春、秋操练阵法”；并檄各镇，入深山采办桅舵，修葺、兴造船舰。平时装载货物，兴贩各国。
从此，“台湾日盛，田畴市肆，不让内地”。
1675年更定官制后，下属都对郑经改称“臣"而上奏，不再使用"卑职"。
郑经甚至不再如郑成功时期那样对明朝宗室、遗老的礼遇，而停止供应他们的生活费，使得宁靖王沦落到竹沪（今高雄县冈山一带）开垦。
当时，英国和西班牙先后遣人来访，郑经许其通商，但拒绝西班牙在台设教的要求，并面告西班牙使者：华人到吕宋（菲律宾）经商，“不许生端勒掯”，“苟背约，立遣师问罪”。
1667-1669年（康熙六至八年），清廷又两次派人到台湾议抚，郑经均坚持“照朝鲜事例”，和议均未成。
西征大陆
1674年4月21日（康熙十三年），耿精忠响应吴三桂发起的三藩事变，以提供战船给郑经，换取出兵，郑经答应。
五月，郑经从台湾出发，抵达厦门，要求耿精忠将漳州、泉州交给自己。
耿精忠这时已经拥有整个福建，认为郑经兵力太少，早已取消和他共同作战，拒绝郑经的要求。
郑经于是占领海澄、同安，耿精忠则以断绝和郑经贸易作为报复，双方开始交恶。
但是泉州、漳州、潮州陆续投靠郑经，耿精忠见郑经声势逐渐高涨，向他交涉，希望将泉州交还，郑经不允许。
耿精忠决定用武力夺回泉州，郑经派刘国轩于涂岭（今泉港区涂岭镇）击退耿军，接着又为了争夺漳浦而发生战斗。
直到永历廿九年（1675年）正月，耿精忠履行之前的约定，提供5艘战船给郑经，并以枫亭（今仙游县枫亭镇）为界线，北方属耿精忠、南方属郑经，双方才停止斗争。
郑经虽于之前两次击退广东的清军，仍然有潮州府的辖县不肯服从。
与耿精忠和解之后，郑经打算南征潮州，他先派刘国轩击败尚之信，自己率军抵达海澄。
这时漳州守将黄芳度私底下和清朝联系，郑经怀疑他的忠诚，要他出城和自己见面、或者是派兵一同进攻，这两项命令黄芳度都不服从，并于六月举兵反抗。
郑经亲自包围漳州，于十月初六（11月22日）将漳州攻陷，迫使黄芳度投井自杀。
为了报复黄梧破坏郑家祖坟，郑经车裂黄梧、黄芳度的尸体，黄芳度留在漳州的族人都被处死。
1676年（康熙十五年），尚之信再次遭郑军击败，只得加入三藩反清阵营，并将惠州割让给郑经。
这时郑经已经拥有漳州、泉州、潮州、惠州四座首府，但附近都是盟友，没有清军的领土让他夺取，因此容易因领土争夺和盟友起冲突。
五月，耿精忠打算会合吴三桂进攻江南，征召汀州总兵刘应麟出师，刘应麟不愿派兵，暗中联络郑经，攻下汀州。
这件事造成郑、耿同盟再次破裂，耿精忠面临郑、清包围，只好向清朝投降。
少了耿精忠，郑经必须直接对抗清军主力，他先派3万人进攻福州，却于十月十五（11月20日）在乌龙江被清军击败，其他领地也相继失守，郑经只得退回厦门。
东宁之变
1679年，郑经西征清朝之际，听陈永华之请将王子郑克臧立为世子，并授职为监国，号监国世孙。
由于其办事英明果断，颇有武王郑成功之风范，因此人称东宁贤主，但也因此得罪了王叔郑聪等人。
1680年，郑经西征无功而返，监国世子继续执政，并深得父亲郑经之信任，但后来总制陈永华去世，因此监国渐渐在政治上孤立无援。
1681年（永历三十五年），延平王郑经薨逝。
逝世前，于北园别馆将监国郑克臧托付给刘国轩。
郑聪等人眼见郑经已薨，便与冯锡范、刘国轩等人联手向董太妃（郑经之母）进谗言，董太妃一时不察便下令收回郑克臧之监国印玺。
得到董太妃允许后，刘国轩与冯锡范便领兵进入延平王府捉拿监国、囚禁于北园别馆，并于当夜遭郑聪等人刺杀。
监国遭刺杀后，原意仅免监国职的董太妃亦无力挽回，遂命监国夫人陈氏将监国之尸送返延平王府、收敛守丧。
丧毕，陈氏自缢。
自责的董太妃也于同年6月去世。
董太妃死后，东宁大权落入外戚冯锡范与刘国轩之手，因此冯锡范立其婿郑克塽（元子）为王，民心从此涣散，明郑从此一蹶不振。
民心涣散
郑经的去世，郑克臧被弑，东宁民心涣散。
而此时，明郑统治下的台湾在经济上、军事上也远非昔日可比。
经济上，台湾已连续三年发生自然水旱灾害，粮食歉收，米价飞涨。
多年战争的消耗，也使台湾府库空虚，财政拮据。
为筹集粮饷，扩充军队，抵御清军的进攻，郑氏集团加强了对台湾各族人民的压榨和勒索，岛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时有发生。
军事上，郑军在大陆沿海地区的作战中损失惨重，最后仅剩千余人逃回台湾。
此时台湾、澎湖两地的郑军尚有5万余人，大小战船200艘左右，但军心涣散，士气低落，不断有郑军官兵驾船投奔大陆，向清政府投诚。
走向灭亡
1682年（永历三十六年）9月，降清的原明郑大将施琅上疏康熙帝请求征台，康熙答应并授全军权予施琅。
翌年6月，施琅奉康熙诏，进攻澎湖。
经过澎湖海战后，七月中旬，施琅顺利击溃刘国轩海军，攻占澎湖。
澎湖海战后，郑克塽于廷上征众臣议，朝臣分成死守台湾、迁吕宋岛再战与降清三派。
再战派以中书舍人郑得潇、建威镇黄良骥、水师镇萧武、中提督中镇洪拱柱等人为中心，向克塽以及冯锡范力主征伐吕宋、永保明郑国祚；然而，原本听从再战派的冯锡范却听信刘国轩的主和言论，最终选择投降清朝，而年幼无权的郑克塽也跟他一起投降了。
1683年（永历三十七年）九月；郑克塽采刘国轩建议，呈降表予清。
明郑降清不久，许多在台湾的明朝宗室例如朱术桂等纷纷自杀殉国，冯锡范将郑克塽送交施琅，并提出“三不伤”请求，即清军入岛“不伤郑室一人，不伤百官将士一人，不伤台湾黎庶一个”。
八月十三，施琅进入台湾受降。自此，明郑灭亡。
从永历十五年（1661年）四月郑成功入台到永历三十七年（1683年）九月郑克塽降清为止，明郑计在台湾经营共23年。
1684年4月，台湾（时为台湾府）正式纳入大清国版图，隶属福建省，下设台湾县，凤山县与诸罗县，总计郑氏政权在台湾只有短短二十几年的时间而已，但是因为其特殊历史背景，因此台海两岸以及日本的史界均对此关注，提出各种不同的有趣观点。
清朝统一台湾之后，为了消除明郑政权复兴明朝的政治思想，废除明郑时期的府县地名，但对于台湾或守或弃，并无定议。
当时靖海侯施琅向康熙皇帝上《恭陈台湾弃留疏》称：“台湾地方，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延袤数里，山川峻峭，港道纡回，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力主留台。
疏上之后，得到大学士李蔚等人的支持，康熙皇帝乃决定将台湾纳入大清版图，设立台湾府，下辖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台湾作为指称全台的行政地名至此正式确立。
清统一台湾之战
清朝入关之初，因忙于统一战争，无暇顾及台湾。
自从康熙以来，清朝内地的反抗逐渐平息，政局趋于稳固，而在台湾的郑氏则时刻想侵扰清政权。
郑成功收台的次年即病逝，继位的郑经利用康熙初年三藩之乱的机会，渡海西攻清朝福建、广东沿海。
康熙十三年（1674年）耿精忠响应吴三桂发起的叛乱，以提供战船给郑经，换取出兵，郑经应允此事。
泉州、漳州、潮州陆续投靠郑经。
康熙十五年（1676年），广东尚之信再次遭郑军击败，只得加入三藩反清阵营，并将惠州割让给郑经。
三藩之乱后期，清军逐渐占据优势，郑氏在闽粤沿海的势力开始被驱逐出去。
一方面，郑氏不断对东南沿海的侵袭影响到清朝东南赋税之地的稳定，同时也不利于南方民心的稳定；另一方面，台湾的郑氏也被认为是明朝正统，成为反清复明的最后基地。
台湾继续孤悬海外，不利于多民族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巩固和早在康熙初年，清朝就与台湾郑氏当局有了交流。
在康熙元年（1662年）郑成功病逝后不久，清廷即派人前往厦门招抚郑经。
其时，郑经与其叔父郑世袭火并正烈，郑经害怕清廷“指日加兵，内外受困”，因此，阳奉阴违，虚与应付，以“苟延岁月”。
第二年，郑经得势，则提出“请如琉球、朝鲜例，不登岸，不剔发易衣冠”。
清廷当然不会答应，双方仍成对峙局面。当年十月，清军分三路攻厦门等地，清军击败郑军，攻占了厦门。
郑经退守铜山。后郑军军官眼看大势已去，纷纷率兵降清，致使郑军在大陆沿海据点纷纷失守。
康熙三年（1664年）清廷授福建提督水师总兵官施琅为靖海将军，令其统帅水师，前往征剿郑经。
施琅率水师先后三次渡海，均因台风袭击而未成功。
康熙六年（1667年），清廷又派福建招抚总兵官孔元章先后两次渡海招抚郑经，但郑经仍顽固地坚持所谓“朝鲜例”，招抚未成。
康熙七年（1668年）初令施琅来京师，商讨进兵台湾的大计。
施琅到京师后，详陈武力统一台湾的意见，但因当时天下初定，沿海地区人心未稳，施琅的意见未被采纳。
不过，康熙帝意识到武力统一台湾只是时间问题，因此尽管未采纳施琅的意见，但命其为内大臣，留在京师，以备应急之用。
三藩之乱结束后，清朝的统治更加稳固，收复台湾事宜就被提上了日程，康熙帝对收取台湾的事务十分热心。
康熙十六年（1677年），康熙帝恢复福建水师体制。
康熙十八年（1679年），康熙帝任命湖南岳州水师总兵官万正色为福建水师提督。至是年年底，福建水师有战船240艘，官兵28580名。
康熙十九年（1680年），郑经和清朝的战争失利，放弃厦门、金门，退往台湾。
福建总督姚启圣打算趁势进攻台湾，但遭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反对，加上一些大臣支持万正色的看法，康熙帝也顾虑在西南的吴世璠未解决，决定暂缓进攻。
康熙二十年（1681年），郑经中风而死，郑氏台湾内部发生政变，年仅12岁的郑克塽继任延平王，大权实际上为冯锡范、刘国轩掌握，郑氏官员向心力开始动摇，负责与清朝谈和的傅为霖甚至愿当内应。
姚启圣认为是进攻台湾的好时机，但万正色仍反对出兵。
姚启圣知道施琅仇视郑氏王朝，必能帮助他击败郑军，便向康熙帝推荐施琅。
康熙帝也不满万正色反战的态度，便同意施琅担任水师提督，万正色调任陆师提督。
施琅掌权
按照康熙帝规划，应由姚启圣、万正色、巡抚吴兴祚一起商讨作战，施琅却打算排除姚启圣等人的节制，以便能全权进攻台湾，不过康熙帝只同意吴兴祚负责后勤，仍然命令姚启圣和施琅共同出兵。
康熙二十一年五月初五（1682年6月10日），清军抵达铜山岛，姚启圣和施琅却在争执出兵时机，姚启圣主张利用冬天的北风，施琅主张利用夏天的南风，导致清军无法顺利出兵。
最后康熙帝于十月初六（11月15日）裁定施琅负责前线作战，姚启圣改任后勤作业，才让施琅如愿取得统帅权。
十一月初三（12月1日）施琅率领约21000人，军舰238艘前往兴化平海卫训练军队。
姚启圣军权旁落后，为避免施琅独得战功，转而和郑氏王朝谈判。
但是施琅主战意志坚决，且负责谈判的刘国轩不接受剃发易服，谈判因此破裂。
康熙二十二年五月廿三日（1683年6月17日）康熙帝下令施琅尽速进攻，因此爆发六月（阳历7月）的澎湖海战。
郑军动向
康熙十八年（1679年）起，清朝实施迁界令，严重打击郑氏王朝的贸易，粮食补给也出现问题，郑经下令每户人家每个月必须多缴一斗米，将领也必须用自己的俸禄充军，仍没办法解除危机。
当时英国商馆就如此看待郑氏王朝：“台湾王之境况甚不安定，不易抵抗满清人，满清人常施恫赫，国王因其财富被消耗，故每日向人民横征暴敛，亦不能使军队满意。是以我国不惟受敌人（清军）之威胁，亦恐军队（郑军）因缺饷而叛变。”
康熙十九年（1680年），郑经退守台湾后，澎湖成为前线要地，防守却很薄弱。
直到十月，施琅抵达厦门以及傅为霖为清军内应事情爆发，刘国轩才前往澎湖强化守备。
刘国轩抵达澎湖后，在娘妈宫、风柜尾、四角屿、鸡笼屿筑城；东莳、西莳、内堑、外堑、西屿头、牛心山设置炮台。
同时在海边建造矮墙并配置火铳，阻止清军登陆。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刘国轩得知施琅准备进攻，便从台湾本岛调度乡兵到澎湖，并将商船以及私人用船都改为军舰（大小炮船、鸟船、赶缯[zeng]船、洋船、双帆等各式战船约200艘），准备决战。
施琅出动
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1683年7月8日），施琅从铜山岛出发，姚启圣也拨3000人同施琅出征（清军24000人，大鸟船70艘、赶缯船103艘、双帆居船65艘）。
十五日（9日）郑军哨船发现清军已到花屿、猫屿一带，赶紧回报刘国轩，当晚清军在八罩岛过夜。
十六日（10日）施琅进攻娘妈宫，以速度快的鸟船当作先锋。
刘国轩让林升、江胜指挥水军；邱辉为先锋，自己在娘妈宫港口督战。
当时受风势阻扰，清军不敢前进，只有以蓝理为首的7只舰队突入郑军。
施琅再派出第二波鸟船部队，交战不久后开始涨潮，一些清军船只被海水冲向岸边，郑军趁势将舰队分成两翼包围清军。
施琅再派出第二波鸟船部队，交战不久后开始涨潮，一些清军船只被海水冲向岸边，郑军趁势将舰队分成两翼包围清军。
施琅见状赶紧突入郑军，想解救被围困的船只，却被林升率军包围。施琅在交战中被火铳射伤右眼，不过没有失明；林升也被大炮打断左腿。
林升负伤让郑军失去指挥，施琅借机撤离战场，到西屿附近的海上休息。
施琅于十七日（11日）返回八罩岛，八罩岛地形险恶，船只遇暴风很容易撞上岛边的暗礁，农历六月又是容易发生台风的时节，施琅却很幸运没碰到台风。
刘国轩得知清军在八罩岛休息，亲自进攻却被施琅击退。
施琅趁势于十八日（12日）先派战船攻取澎湖港外虎井屿、桶盘屿。
清军总攻
二十二日（16日）早七时，施琅决定发动总攻击，将舰队分成三路进攻，剩下约80艘当后援部队：
·中路：共有56艘船，分成8队，每队有7艘船。
由施琅亲自指挥，作为主力进攻娘妈宫。
·右路：共有50艘船，由总兵陈蠎等从澎湖港囗东侧东莳攻入鸡笼屿、四角屿，之后会合中央部队夹攻郑军。
·左路：共有50艘船，由总兵董义等从澎湖港口西侧内堑攻入牛心湾，让郑军误判清军要在此地登陆。
天亮前，开始刮起台风。
辰时（7时一9时）受台风影响，海上吹起西北风，郑军顺着风势进攻，一时处于优势，清将朱天贵被炮击而死。
到了中午，台风受到赤道锋面带的影响，海上开始吹南风，风向转变成对清军有利。
施琅命令全军反攻，顺着风势发射各种火器，并且以数船围攻郑军一船，郑军全面崩溃，江胜战死、邱辉自焚。
共毙伤郑军12000人，俘5000余人。
击毁、缴获战船190余艘。
刘国轩眼见大势已去，率领残余部队从北面吼门退往台湾，澎湖各岛郑军都向施琅投降。
清军阵亡329人，伤1800余人，船只无一损失。
善后事务
施琅战胜后，考虑台湾水道非常险恶，进军困难。
施琅决定暂缓进攻，采取攻心战术，让郑氏王朝从内部崩溃。
施琅在澎湖禁止杀戮，张榜安民；发布《安抚输诚示》。
派原刘国轩副将曾蜚赴台。派人医治受伤战俘，并配给他们衣服、粮食，再将士兵送回台湾。
还拉拢郑军将领为内应，防守淡水的何佑首先私通施琅，其他将领也跟进。
郑军战败消息传到台湾，人心开始不安。
为了延续政权的生存，有将领提出进攻菲律宾，得到冯锡范同意。
却传出远征军只想抢劫，还打算逃往海外，因此刘国轩阻止此计划。
七月十三日（9月3日），施琅率军在台湾登陆。
后来在刘国轩大力主张下，郑克塽于七月十五日（9月5日）向施琅投降，并于八月十八日（10月8日）剃发易服，郑氏王朝正式灭亡。
郑克塽投降后，清廷为了是否把台湾并入版图产生争论，不少大臣认为台湾孤悬海上，治理以及防守花费不小，主张弃守。
最后施琅以台湾战略地位重要，说服清廷将台湾并入版图。
战役结果
施琅军队到达台湾后，郑氏无力抵抗清军，只得投降，结束在台湾历经22年的统治，台湾也因此成为清朝的领土。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十四日，施琅率领战船300余艘，水师2万余人，仍自铜山出洋，第二天上午，战船即陆续到达澎湖海外。
十六日曾发生小规模海战，双方各有损伤。
二十二日清军分三路出击，与郑军决战，施琅亲率主力担任中路主攻。
清军利用“风利舟快，瞬息飞驶，居上风上流之势，压攻挤击”，一鼓作气，经过七八个小时激战，大败郑军。
刘国轩率所剩几只小舟逃回台湾。
澎湖为台湾门户，一旦失守，台湾即失去了屏障。
由于郑氏集团政治腐败，所以清廷统一台湾得到台湾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清军至台湾时“百姓壶浆相继于路，海兵皆预制清朝旗号以迎王师”。
施琅派员到台湾劝降，联络刘国轩。
刘国轩见大势已去，于是派兵监视郑氏统治集团，郑克塽、冯锡范只得上表求降。
八月，清军胜利进驻台湾。
随后，郑克塽便前往京师，成了八旗子弟。
1707年，郑克塽病故，从此郑氏一族便退出了历史舞台。
清朝时期
1684年（康熙23年）4月14日，台湾（时为台厦道台湾府）正式纳入中国版图，隶属福建省，下设台湾县、凤山县、与诸罗县三个县，府治设在今台南市。
1718年（康熙57年间），蓝廷珍升任南澳总兵，返乡论及镇守南澳事宜，蓝鼎元乃上书数千言，1721年（康熙60年），朱一贵起事反清，蓝廷珍奉令平台，蓝鼎元奉邀随行，后应汉人拓垦范围扩张又于雍正元年（西元1723年）增设彰化县、淡水厅，雍正5年（1727年）将原隶属台湾府之澎湖改设为澎湖厅；到嘉庆十七年（1812年），宜兰地区开垦人数之和已达数万之多，应居民要求故又增设噶玛兰厅，之后并重新画区，1787年（乾隆52年）将诸罗县改为嘉义县。
朱一贵叛乱
1721年，由朱一贵率领的客家-福建叛乱夺取台湾福（现代台南），并简要建立了一个让人联想到明朝（见南明）的政府。
在朱一贵叛乱之后，开辟新的耕地的愿望使政府鼓励扩大汉族移民到该岛的其他地区。
例如，除了军事前哨外，淡水地区的人口已经增长到政府需要一个行政中心的地步。
政府试图建立一个拥有当地原住民劳工的中心，但他们更像是奴隶，并最终引发了起义。
土着群体分裂他们的忠诚-最起码加入了起义；有些人仍然忠于清朝，也许是因为他们与其他群体已经存在争执。
随着额外部队的到来，原住民起义在几个月内就被镇压了。
林爽文叛乱，台湾战役1787-1788的场景
林爽文的叛乱发生在1787年至1788年。
Lin是漳州的移民，他在1770年代与父亲一起来到台湾。
他参与了秘密的天地协会，其起源尚不清楚。
林的父亲被地方当局拘留，也许是因为他怀疑自己与社会的活动；林爽文随后组织其他社团成员反抗，企图解放他的父亲。
最初的成功是将政府部队赶出林家在彰化的基地；他的盟友在淡水也做过同样的事。
到目前为止，漳州人民的斗争正在吸引社会成员之外，激活旧世界；这带出了泉州网络（以及客家）代表政府。
最终，政府派出了足够的力量来恢复秩序；林双文被处决，天地会被分散到中国大陆或被躲藏起来，但没有办法消除漳州，泉州和客家网络之间的恶意。
尽管他们再也没有认真地推翻政府或包括整个岛屿，但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偶尔会继续发生争执，但在19世纪60年代才刚刚开始结束。
清初有一百多起叛乱。
清朝台湾的叛乱，骚乱和内乱的频率是由“每三年一次起义，每五年一次叛乱”这句俗语引起的（三年一反，五年一乱）。
1788年，清朝认识到台湾社会问题严重性的清廷终于下令允许女眷可以移民台湾。
这个事件的影响同样也一直延续了两百多年，直到今天。
台湾也逐渐形成了移民的社会风格，四海为家。
当时民间流传着一个叫《渡海悲歌》的歌谣，是这样描述的：劝君切莫过台湾，台湾恰似鬼门关，个个青春无人转，知生知死都是难。
第一次鸦片战争
鉴于台湾的战略和商业价值，英国在1840年和1841年提出要求夺取台湾的建议。
1841年9月，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由于台风，英国运输船Nerbudda在基隆港附近遭遇海难。
布里格安在1842年三月也成为遭遇海难大多数船员都是印度lascars。
两艘船的幸存者被当局转移到首都台南。
台湾清军指挥官Ta-hung-ah和姚莹向皇帝提交了一份不诚实的报告，声称已经为基隆堡的袭击辩护。
1841年10月，HMS Nimrod乘船前往基隆寻找Nerbudda幸存者，但在约瑟夫皮尔斯船长发现他们被送往南方监禁之后，他下令轰炸港口并在返回香港之前销毁了27套大炮。
大多数幸存者-来自Nerbudda的130多名幸存者和来自Ann的54位幸存者于1842年8月在台南被处决。
戴潮舂事件
戴潮春原为清治时期彰化县四张犁（今台中市北屯区）一带的地主，曾担任过北路协稿识等职务，但因被长官勒索未果，而被辞退职位，并继承兄长戴万桂的家长地位，以及其所成立的土地公会和八卦会，并将这些组织加以扩张而成为天地会，1862年4月3日，台湾兵备道孔昭慈抵达彰化，补杀天地会总理洪氏，并命曾任彰化知县的淡水厅同知秋曰靓前来协助扫蕩，于是秋曰靓带领600名官兵之外，另外招募林奠国与四块厝林日成各率400人支援扫蕩，然而4月15日扫蕩部队在大墩与数千天地会党人作战时，林日成临阵倒戈，当场击杀秋日靓，而林奠国见局势不利，决定退回阿罩雾庄（今台中县雾峰乡）自保，于是天地会势力顿时坐大，身为会首的戴潮春骑虎难下，只得于4月16日率天地会党人围攻彰化县城，并从八卦山以大炮轰城。
这时城内仅有三百多名老弱兵，而勇首施九挺前往鹿港徵召乡勇失利，城内从此无援可求，彰化失陷，戴氏于鼓乐之中骑马入城，孔昭慈则因外援始终未到，旋即服药自杀。
事件爆发
彰化县城失守后，台湾南部各势力纷纷起事，而中部大小土豪，如小埔心（今彰化县埤头乡）陈弄、北势楠（今南投县草屯镇）洪丛、嘉义严办、以及凤山县徐夏老、淡水厅王九螺等纷纷加入戴潮春阵营，各地支持股首更是达上千，而他也论功行赏，除自封为东王外，封林日成、陈弄与洪丛为南王、西王与北王，设定大将军等官位，安抚百姓，俨然自成一国，且控有几乎全部的台湾中部与部分北部地区。
由于福建向来靠台湾接济米粮，事件爆发后台米上涨，福建顿时陷入断粮危机。
于是，闽浙总督庆瑞紧急派遣福宁镇总兵曾玉明渡海来台，召集台勇平定战事，另外命台湾镇总兵林向荣自西螺出兵作战。
另一方面，台湾府知府洪敏琛紧急成立筹防局应对事变，并向外国商行筹借十五万两银作为军费，并以关税抵还。
阿罩雾庄攻防战
4月28日，戴军西王林日成为了替族人林妈盛报仇，率领三万多人截断阿罩雾庄的水源，打算一举消灭前厝林家（即雾峰林家）。
这时，林家因多数家勇跟随林文察与林文明赴浙江作战，庄中只有72名壮丁。
但在林文凤指挥下，林家人靠着大炮等火力予以还击，随即展开三天的激烈攻防战。
期间，林家庄宅几乎失守，但林家家人日夜死守，加上翁仔社【今台中县丰原市】翁子罗冠英与东势角客家人分别派出援人支援，林家与五百多名援军突袭林日成阵中，击杀敌军数百人，一举击退林日成军。
同时，林向荣率领2200名（一说为3000名）士兵驻扎嘉义，并于4月28日击退戴军。
之后清军出城，在坊牌与戴彩龙率领的戴军一万多人于八掌溪两畔对峙。
由于戴军由白沙墩包抄，一举截断清军后路，导致清军前后受敌，部分将士溺死河中，直到后来稳住阵脚勇斗方才反败为胜。
另一方面，戴军西王陈弄率军攻打鹿港没有攻下，其后掌管台湾北部军务的盐运使林占梅派蔡宇等人突袭大甲城东门，一举收复该城。
而戴军的王和尚则于6月2日率军围攻大甲城，6月9日，代理淡水厅的张世英与千总曾捷步、把总周长桂以及翁仔社勇首罗冠英率军支援，加上大安港黄氏的协助，一举击退戴军。
但6月17日，王和尚再度领军围城，在张世英指挥下，城中清军出城迎击，再度击退戴军。
清军反攻
1864年3月19日，吴鸿源发动猛攻，直攻到嘉义城外，城内守军见援军到来士气大振，击退了围城多日的陈弄军。
6月，吴鸿源因不肯遵守指令发动攻击，被洪敏琛免职，由曾元福接替，但六月洪敏琛亦死于任内，清军与戴军又陷入胶着之中，8月丁曰健接任台湾兵备道，并由沪尾（今台北县淡水镇）登入，重新布置新的作战方针，他命台湾镇守参将关镇国由五汉港（今台中港前身）进攻，自己则于10月22日进驻竹堑城（今新竹市），并命张世英、罗冠英等人精选1000乡勇驻守岸里社，打算直接攻打四块厝庄等戴军活动核心地区。
两军合力之下，清军迅速扫大肚溪以北（今台中县一带）的戴军村庄，并控制住大肚溪航运，11月28日围攻彰化城。
另一方面，11月12日福宁镇总兵林文察自安平登入，11月20日抵达嘉义，惩劝当地两百数十庄向清军投降，并与护理水师提督曾元福会师商议战略。
商讨结果，他决定先疏通嘉义与彰化交界处的道路，然后再收复彰化，于是命白鍈、关镇国合攻斗六，请彰化知县凌定国由宝斗（今彰化北斗镇）向南攻，而他本人与许忠标等部队沿海向北作战，直到麦寮与南下的林文明会师后再攻打彰化。
援军抵台
6月7日，洪敏琛升为台湾兵备道，统筹全部战事。
6月9日，提督曾玉明率领600名兵力抵达鹿港。
然而，清军军费却在押解途中于安溪寮遭遇戴军，清军大败溃散，千总龚朝俊与澎湖副将陈国诠等人战死，军营器械经费全被夺走。
而同时，林日成进驻彰化城，戴潮春退回四张犁，之后戴军陆续攻打嘉义、白沙坑等地，但皆被清军击退，而清军虽陆续有曾玉明扩兵400人、台勇1000人助战，但也难有斩获，双方于是陷入对峙之中。
八月与九月间，林文明率领1000名台勇请假回台湾助战，战事产生变化。
他于外新庄、阿罩雾庄（今台中市、雾峰乡一带）、大里代等地与戴军展开激战，击退戴潮春军，然后转自翁仔社（今台中丰原市），与当地勇首罗冠英合作，合力扫蕩石冈仔、葫芦墩等地的戴军，然而此战后，林文明以弹药不足为由，返回阿罩雾。
经多次催促后，善后总局补发火药4000斤、子弹2000斤，而林文明于1863年1月29日再度呈请福建巡抚徐宗乾补发积欠的安家银19000两与口粮费10000两，但这些钱始终未拨款下来。
1862年11月23日，林文明率300兵勇攻
打树湳，最后于1863年4月11日派叔叔林奠国率领600名台勇，与罗桂英等人攻入戴潮春老家四张犁，经过七天激战攻克该地。
但由于军费仍未解决，林文明再度停止进攻。
至此战事再度陷入胶着。
就在林文明于北路有所斩获时，清军却
于南路遭到挫败：台湾镇总兵林向荣与台湾水师副将林国忠于七月前去救援斗六城，但反遭陈弄等人率数万戴军围困；10月29日戴军攻破围困许久的斗六城，林向荣自杀，林国忠等大小将领纷纷战死。
戴军占领斗六后，驻扎彰化城内的林日成于12月20日发军围攻大甲，与清军展开激战，由于清军人数有限，虽有罗冠英率义勇救援，仍败退回城，不久戴军久困不克撤退，林日成亦退回四块厝庄。
隔年1月，台湾水师提督吴鸿源率领3000名清军增援，并进驻盐水。
事件平定
11月26日，林文察进驻麦寮。
这时丁林两军已包围彰化县城，12月1日由曾玉明破城。
之后，林文察进驻涂库，与曾元福相约攻打斗六，同时歼灭支持戴潮春的村庄三十多座，逐渐逼近斗六城，但斗六防御坚固，难在短其内拿下。
于是12月12日，林文察假意以援助彰化战事为由密令各军撤离，至1865年1月15日，仅留关镇国数营于城下示以兵少，诱使城内敌军以为其已撤退而开门袭击，这时附近甘蔗田伏兵冲出，关镇国等军备后夹击，成功大败敌军，收复斗六城。
1月18日，戴潮春在张三显劝说下出面投降丁曰健，但因出言不逊，随即被斩杀。
收复斗六后，清军开始扫蕩林日成、洪丛、陈弄等戴氏诸王。
1864年12月，曾玉明迅速围攻北势楠庄，双方展开激烈的攻防战，其中清军曾挖地道攻入但不成功，只好以大炮猛烈炮轰后步兵奋战才攻陷该庄，洪丛则于期间战死，其弟洪番被俘，当场被杀。
1月19日，林文察率军攻打四块厝庄，于1865年2月6日斩杀林日成，收复该地。
5月，林文察与罗冠英围攻小埔心，与陈弄展开战斗，期间清军死伤惨重，罗冠英也死于其中，但在罗冠英弟弟罗坑领导下，清军持续猛攻，终使陈弄开庄投降，并被当场斩杀。
同月，丁曰健派遣知县白鸾卿、参将徐荣生等人率军攻打于二重沟重新起事的严办，严办以伏兵击退清军，但清军以优势兵力围攻，并以大炮轰击指挥台，击杀严办，并押其妻侯氏回嘉义，凌迟处死。
至此，戴潮春事件宣告结束，清军终于收复台湾中部，而曾雄据一方的戴氏政权则结束其四年多的统治。
1884年中法战争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
1885年，清朝决定在台湾单独建省。首任巡抚便是清末的淮军将领刘铭传。
自建省的那一天开始直到2007年，台湾一直都是中国最富的一个省。
这和台湾的地理位置、生存环境、民风、移民文化等等都是分不开的。
2008年GDP首次被广东省超越。
当我们回顾两岸关系时，这次超越，这个时间点可以算是两岸关系最重要的节点了。
这是后话，那个时候的清王朝已风雨飘摇，大厦将倾。
日据五十年
公元1895年4月，满清政府在甲午海战战败之后被迫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及其附近的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
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被迫在谈判桌上与日本签署了《马关条约》消息传到宝岛台湾，民众激愤：
若午夜暴闻惊雷，骇无人色，互相奔走告知，聚集于市，哭声达到方圆四野，若无天地。
日军进攻台湾时，听闻台湾岛内军民决定死守，船只旨在外海徘徊，见淡水，基隆等地炮台戒备，于是日军选定在台湾守卫军队不多的盐寮海滩抢滩登陆。
其实，日本侵略者并没有料到他们即将抵抗有多么的激烈，持续多久。
1895年日军兵临台湾，从北到南，四个半月时间内，日军遭到了刘永福率领下的黑旗军和台湾人民奋起抗击，宝岛台湾军民超过14,000人阵亡。
徐骧出生于公元1880年，18岁中秀才，文武双全，在当地颇有威望。
日军进犯台湾，他散尽家财，组织抗日义勇军。
如今的纪念公园里，一座台湾浮雕地图标记着他转战台湾南北的抗日英雄事迹。
抗日英雄的生命，最终在1895年8月台南曾文溪战役画上了一个句号。
不守此地台湾必亡，我不愿意以自己的活着返回中原地区。
徐骧他的心声，是当时所有台湾民众共同的呐喊。
位于台湾南部地区的屏东县佳冬乡，一座五堂宅院记载了一页台湾同胞悲壮的抗日史诗。
公元1895年10月，日军第二师团共计18,000人于屏东枋寮登陆，分兵三路进攻。
佳冬名门望族萧光明领导乡勇及黑旗帮将士进行协同，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
当时的双方武器质量和人员数量上面的差距过于悬殊，义勇军不少人都是拿着木棍绑菜刀，是毫无惧色，英勇抗敌。
他的次子萧升样在战斗中阵亡，三子萧月祥受重伤后不久去世。
1895年8月，抗日军民与日军在彭化八卦山展开大会战。
这场台湾抗日战争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役持续数天，日本台湾统帅北白川宫能久亲王被炮弹击中，日军少将山根信成被击毙。
因为战争能力过于悬殊，反抗军最终不敌，战斗牺牲者高达45000人。
1895年日本全面占领台湾之后，就实施包括“三光”，“清乡”在内的高压统治。
然而，在遭受到日本高压统治下面半个多世纪的记忆中，台湾人民抵抗从来没有停止过，牺牲者更是高达65万人之巨，回顾历史，血迹斑斑。
日军在占领了台湾之后，台湾人民进行了此起彼伏的武装抗争
1895年1月，台湾同胞抗日民众攻下台北，与日军进行了惨烈的巷战，曾经一度收复了台北到淡水一线的地盘。
日本人在镇压了起义之后，在台湾北部地区进行了报复性的“大扫荡”。
1897年5月8日，是《马关条约》中规定台湾同胞选定中国国籍的最后期限，筒大狮率领6000人攻打台北，同年二月份又率领群众在台湾北部山区与日军激战数日。
1898年底，林少猫在台湾南部地区率领3000人与日军进行战斗，4年后这位抗日军队将军领袖死于非命。
1914年6月，日本在台湾最高长官佐久间亲自率领数万日军进攻太鲁阁，当地台湾少数民族（高山族）同胞奋勇迎敌，经过90天的苦战，毙伤日军3000人，佐久间坠崖身亡。
1915年4月，余清芳等率领数千名众在台南起义，后来被日军镇压，超过千余名被日军判处死刑。
不灭中华民族魂，台湾人民坚忍不拔的非武装抗日
沧海桑田百年，人们或许记得“雾峰林家”再次商议抗日大的计事情，却并不是蛮多人知晓，台湾抗日英雄将领林朝栋的儿子林子佩就是坐在这副对联的前面，面对前来拜访的日本侵略者。
当年，林子佩只有19岁，他拒绝了和日本侵略者的对话，他是何等的胆魄。
可惜，他当年就病死了，关于他死亡的说法有很多，其中有一种说法认为，他是被前来拜访的日本侵略者给害死的。
日本侵略者殖民台湾期间，“雾峰林家”留在宝岛台湾的后代怀有国仇家恨，投入在非武装抗日阵营的台湾人不计其数，代表人物就是一生都不会说日语，不穿和服的林献堂，他创办的“栎社”，以诗文留存中华民族文化星星之火的林朝崧，林幼春等。
晴天在补虽无术，缺月重圆会有时。
1901年，这位清朝晚期的秀才与自己的诗友“栎社”，他的诗句很多都是描述在日本殖民统治历史期间台湾文学人才苦闷的心境和对祖国的思暮。
台湾历史学家王晓波记载的史学书专著中记载，日本在殖民台湾历史期间设立的“台湾总督府”所编写的《警察沿革志》里面将台湾同胞的非武装抗日运动称之为“台湾省社会运动”，其总督序言中是这么写的：
台湾人他们的民族意识之根源来自于他们原本属于中原汉族的系统，本来汉民族经常夸耀他们拥有5000多年的民族文化和历史，这种国家民族意识是无法击破的。
1921年10月，台湾文化协会在台北地区成立。
这个就是台湾同胞民主主义的重要文化载体，主要成员有林献堂，蒋渭水，蔡培火，洪元煌，林幼春等人。
王晓波指出，台湾文化协会是宝岛台湾内部的文化知识分子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维护中华民族的实际运动。
他们不仅开办演讲，还举办了读报社，开设书店，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传播中华文化，传递来自大陆的即时消息。
日本侵略者殖民当局对协会日益扩大的影响力感到了恐慌，不断地干涉并且阻止，在1931年进行了强制取缔。
1924年至1925年，台湾省发生所谓的“治整事件”，台湾文化协会的领导人如蒋渭水，陈逢源，蔡培火被日本侵略者殖民当局逮捕。
法庭上，陈逢源慷慨陈辞：诺要排斥中华文化在台湾的地位，台湾人民必其反动之心。
姓名：台湾岛
年龄：移籍现辖已27岁
原籍：大清帝国（清朝）台湾省
现辖：大日本帝国台湾总督府
龙的遗传：明显具有三黄五帝，周公旦，孔子，孟子和老子的血统……
这就是蒋渭水在1921年为“患者台湾”所写的一份诊断书，这份诊断书意味深长，表达了台湾文学志士和千千万万的台湾同胞“我心依然是中国心”豪言壮语。
当时的日本侵略者殖民当局所编写的《警察沿革志》中记载，台湾文化协会人士心中认为中国是自己的祖国，希望将来祖国能够雄飞世界，深信台湾能够有返回自己的祖国一天。
雾社事件
在日本人统治台湾的五十年里，台湾人从来没有停止过反抗和斗争，大约十分之一的台湾人在斗争中牺牲，其中最著名的当属1930年的雾社事件。
在1930年的部落青年婚礼上，莫那鲁道的大儿子向一个日本警察吉村克己敬酒，吉村克己并没有接受，反而侮辱了莫那鲁道的儿子。
随机，在场的村民们群起殴打了这个警察，事态随即恶化，莫那鲁道随机带领族人去向吉村致歉，但是吉村并不接受，并呈报了上级。
莫那鲁道心中非常清楚，事态已然非常严重。
于是，数年被统治压抑的情绪在当地族人们终于爆发，莫那鲁道率领族人杀死了134名警察，爆发了当时轰动全台的“雾社事件”。
随即，日军开始调集全台大部分军队开向雾社，展开了疯狂的军事行动进行镇压。
在各方面都弱于日军的情况下，奋战数日之后，还是大势已去。
1930年10月5日，莫那鲁道在山洞里含泪亲自枪杀了自己的两个孙子，连同自己的妻子的尸体一起焚毁。
随机，自己也银弹自尽，在和日军的斗争中起义最终失败，结束了自己悲情而又不屈的一生。
日据的五十年里，虽然民众起义和日本人镇压起义的事件时有发生。
台湾光复
1945年，二战结束，多年的斗争与反抗后，日本投降。
台湾又一次光复，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然而，当时的国内正处在国共两党对峙，争夺华夏各地控制权的紧张氛围中。
于是，在接收台湾这个问题上，国民党高层派出了一只老弱病残的“乞丐兵”来到台湾。
当国民政府的船只靠岸时，举着欢迎横幅的台湾同胞瞬间就陷入到崩溃。
在与日本人斗争了五十年后，台湾同胞终于盼来了祖国的部队，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全台人民欣喜若狂，满心欢喜等待着同胞的到来，但现实又一次击碎了美好。
台湾同胞却又一次大失所望，等来的却是一群“乞丐兵”。
当时内战一触即发，所以蒋介石只是将一只完全没有战斗力的“乞丐兵”来到台湾接手。
全台人民挣扎的内心又一次被现实的冷水浇的冰凉。
悲情文化又一次达到了高潮。
在国民党接收台湾后，内战爆发。
台湾在这个时候就成了国民党战争的后备物质供给站。
同时，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和大陆一样也异常的黑暗。
欺负平民、物价飞涨、囤货居其等等，在大陆有的黑暗在台湾也一样没落下，全台又一次民不聊生。
民怨和民愤在台湾同胞的心里也一直在滋长和蔓延。
终于，在1947年的2月28日，爆发了震惊全台的“二二八事变”。
1947年2月28日，台北市的一起私烟稽查案触发了台北市民的请愿、示威、罢工和罢市。
请愿的市民遭到了国民政府的武装镇压，种族冲突迅速蔓延至全台。
当时的台湾的行政长官陈仪一方面武装镇压，一方面电报南京，言明台湾有共产党的叛乱。
当时的国共正处于交战最激烈的时候，蒋介石随即派出了国军最精锐的部队来到台湾进行镇压。
这个时间段，全台都处在一个非常混乱而又紧张的状态下，大家都在担忧，或许下一个遭殃的可能就是自己。
经过残酷的镇压，这场风暴在血雨腥风中慢慢的散去了。
1949年后
1949年，国民党兵败。
蒋介石在一个民间高人的指点下，退居台湾。
随即带领近150万人登岛，而当时的台湾大约也就600万人。
为了安置这些人，国民党在台湾建了很多的“眷村”，眷村文化也在台湾萌芽滋长，直到今天。因为名义上是“统治阶级”，这些人在台湾从事的职业也主要集中在“军、公、教”。
当时的蒋介石想在台湾建立“三民主义示范省”。
关于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内容已经写了，请往下看。
蒋介石筹划反攻
日军在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府后，有“昭和之妖”之称的岸信介，曾先后担任负责掠夺中国东北经济资源的产业部次长和总揽机要的总务厅次长。日本投降后，他被定为甲级战犯。
1948年12月出狱后，岸信介积极组织“日本再建同盟”，鼓吹重整军备。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剩下50多万军队连同100多万官员和眷属逃到台湾。
岸信介结识了从中国大陆逃至日本的马贻明。
马贻明直接受国民党中央党部第6组蒋经国亲信陈建中指挥。
蒋家父子通过马贻明以香蕉出口作武器，对岸信介等日本政界要人展开院外活动，培植亲台势力。
岸信介通过香蕉贸易获取巨额利益，借此培养一大批“台湾帮”，成为“台湾帮”的开山鼻祖。
1950年6月27日，美国杜鲁门以朝鲜战争爆发为借口，宣布出兵朝鲜的同时也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
伺机反扑：种种计划层出不穷
新中国成立以后，自1953年起，大陆实行了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
1954年，岸信介与蒋介石秘密成立“反共”联盟。在1950年至1954年间，台当局致力于防卫台澎金马，巩固“复兴”基地，创造有利“反攻”形势。
在这期间，台当局并未制订详细的“反攻大陆”计划。
而在大陆出现天灾之后，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嗅到了可乘之机，积极在台秣马厉兵，伺机反扑大陆，各种计划纷纷出炉。
在“国光计划”正式启动前的五六年间，台当局共制定了凯旋、中兴、联战等作战计划。
1951年内，国民党军对大陆沿海进行了数以百计的小股窜扰，大都遭受覆没性打击。
1952年，国民党将攻击规模提升到团一级甚至更高，在浙江沿海仍屡次挫败，却在10月间进攻福建南日岛时占了便宜。
进攻南日岛时，国民党军投入陆军9000人登陆且有海空军掩护，解放军守岛部队连同增援部队仅1400人。
经两天激战，国民党军虽伤亡近千人，解放军却死亡、被俘1300多人，全岛失陷三天，政权也遭摧毁。
解放军调集重兵反攻时，国民党军却以“抓一把就走”的方式撤退。
中央军委和福建军区经过此仗敲了一记警钟，又重新思考沿海守备和反登陆窜犯问题。
守军团长临机决定坚守不退
1952年，东山岛在只有一个营守军。
1953年初增加为一个公安团（编制小于野战部队）1200余人。
通过学习在朝鲜部队坑道战的经验，东山岛守军在全岛制高点公云山也挖了两条坑道，能够抗御飞机和火炮的攻击。
1月艾森豪威尔就任后，2月2日在其首次国情咨文中公开鼓励台湾国民党军袭击大陆，人称这是实行“放蒋出笼”的政策。
不过在这一年头几个月里，国民党军只是保存实力静观动态。
6月8日，朝鲜停战谈判最后达成协议，蒋介石对于中美关系可能出现缓和十分恐慌，决定采取几年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
7月13日，志愿军在停战前夕为了对敌施加压力，发起抗美援朝后期规模最大的金城进攻战役，美国同意台湾当局袭击东山岛，以此对新中国在军事上起牵制作用。
参加进攻东山岛的国民党军有4个主力团，2个海上突击大队，1个海军陆战中队，共1.2万人，并有13艘舰艇、21辆水陆两用坦克和30多架飞机参战，蒋介石还指定金门防卫司令胡琏统一指挥。
进攻前，国民党空军还对福建沿海公路上的许多桥梁实施轰炸，其中也炸断了由乘汽车通向东山岛的必经之路——九龙江桥。
胡琏估计此桥一周内无法修好，解放军在泉州的主力部队徒步增援东山至少需三天时间，他就有时间消灭岛上驻军。
他未料到的是，7月15日夜九龙江桥已被当地党政机关组织民工修好，汽车又可以通行。
1953年7月15日夜间，驻金门的国民党军1万多人在胡琏指挥下登船起航，船只驶出料罗湾后即被设在海边的解放军观察哨发现。
福建军区马上通知沿海部队做好战斗准备，不过还不知道攻击目标在哪里。
守备东山岛的公安80团接到命令，如遇优势敌军进攻，应留少量部队游击周旋，主力同岛上党政干部一齐撤出，待主力增援后反攻，以免蹈南日岛覆辙。
7月16日拂晓，东山岛沿岸民兵和部队巡逻人员听到敌舰艇接近的马达声，立即向团部报告。
接着，东山岛后侧连接大陆的渡口处发现国民党伞兵。
公安80团团长游梅耀认为敌来犯兵力较大，岛上已修筑了坑道工事，如让给敌军，随后反击也会增加困难，不如留下坚守等待主力增援。
这一意见上报福建军区司令员叶飞后，马上得到同意，同时叶飞命令机动部队立即向东山岛开进。
解放军第31军最早调动的部队是步兵第272团，在天亮时便按军民共同演习过的动员方式征集汽车，当地客货车也立即让乘客下车并卸下货物，集中起来运载部队，使该团在16日上午便到达东山岛对面。
第28军第82师和驻广东黄岗的第41军第122师也乘部队备用的机动车和临时征集的商车，向东山岛增援。
途中遭国民党空军轰炸扫射时便对空射击，驱走敌机后再推开损坏的车辆继续开进，在16日下午和入夜后也相继到达东山岛对岸。
第一次大规模空降
1953年7月16日4时40分，天刚蒙蒙亮，乘登陆艇的国民党陆军开始在东山岛的多处海滩上岸，以坦克掩护步兵向岛纵深攻击。
解放军前沿部队在消灭了部分敌军之后逐步后撤。
此时让守岛解放军意外的是，460名伞兵在天亮时突然在岛北部八尺门降落，这也是国民党军在战史上第一次较大规模地实施空降作战。
八尺门是通往大陆的咽喉，大陆要增援东山岛非经这个渡口。
如果敌人伞兵控制了八尺门，解放军援军即使赶到，短时间内也只能“隔岸观火”，打垮这股从空而降的敌人成为赢得东山岛保卫战的关键。
国民党伞兵是抗战后期开始建立的精兵，到台湾后由一直援蒋的“飞虎将军”陈纳德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主持的“西方企业公司”培训。
其成员不仅武器精良、训练有素，又多从家庭受过共产党斗争者中选拔，因有阶级仇恨而作战顽强极少缴枪。
不过因过于强调保密，他们登机时还被告知是去演习，跳伞前才知道任务和所在地，因对地形不了解而仓促上阵。
发现天空出现降落伞时，八尺门渡口附近只有解放军一个水兵连不足百人，多数人正在掩护岛上机关干部登船向大陆撤退。
连长和六名战士正准备登船时看到大批敌机低空投下一串伞兵，遇乱不惊，立即下船从仓库里取出四挺轻机枪对空射击。
最先跳伞的这批国民党伞兵不是在空中被击毙，就是因降落伞被打坏而摔死摔伤。
地面上突如其来的机枪火力，也使国民党军运输机的飞行员大感恐慌，急忙把飞机拉到1000米高度，这样的高空跳伞不仅大大延长了伞兵飘落的时间，也导致着陆点分散。
这批国民党军“精英”伞兵着陆时七零八落，为集合队伍，小队长、中队长都带了发烟筒，着陆时根据身份发出彩色烟雾来引导集合。
身上冒彩烟的人马上引来解放军机枪射手的注意和扫射，许多人被毙伤，这使地面伞兵花费了近一个小时才组织起来投入战斗。
事实证明，伞兵飘在空中和刚着陆时最为脆弱，解放军正好抓住这一战机在反空降时占了先机。
国民党伞兵跳伞时，解放军在八尺门的水兵连也在分散之中，他们利用敌军着陆混乱迅速集合起队伍，抢占了渡口边300多年前抗倭时构筑的寨子作为临时工事。
国民党军伞兵收拢起来后，除伤亡者外还有300多人，人数和武器都占很大优势。
他们占领了一处高地，以重机枪和迫击炮火力掩护发起几次冲击。
战斗从早上5点多进行到接近上午9点，水兵连因火力弱和兵力不足退到渡口边继续阻击，赢得了这三个多小时的宝贵时间。
9点之后，解放军第272团乘坐临时征用民间汽车赶到八尺门对岸，接着全营600多人突破敌火力拦阻全部登上东山岛。
看到解放军渡海部队到达，国民党伞兵退到后林村附近的高地上。
解放军经过准备，在午后对高地发起总攻，勇猛杀上阵地后展开白刃格斗，手持冲锋枪的战士没有刺刀，打光了子弹便用铁锹拼杀。
激战到下午3点，国民党军伞兵大部被击毙或俘虏，只有不足百人零散逃走，在这天夜晚找到了国民党军大部队会合。
后林村的几十个民兵也在区委书记带动下集合，配合解放军坚守渡口。
据比较可靠的统计，在东山岛战斗中，解放军以伤亡、失踪1250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3379人（其中毙伤2477人，俘虏842人），还击毁坦克2辆，击沉小型登陆艇3艘，击落飞机2架。台湾宣传机构当时吹嘘“完成任务成功转移”，后来其战史却基本讳谈此战。
在1955年至1956年间，蒋介石指定陆军“副总司令”胡琏邀集“国防大学”及实践学社教官若干人组成小组，研拟对闽粤“自力反击作战构想”，蒋介石也曾听取简报一二次，此为蒋介石反攻作战的开始策划阶段。
到1957年，了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顺利完成。大陆工农业生产都有大幅度提高，当时社会安定、民风良好。
1957年3月12日，岸信介主持成立“日台合作委员会”；6月2日出访台湾，与台湾当局发表联合声明，公然支持台湾当局“反攻大陆”。
1957年5月至1958年4月间，蒋介石又令“国防部”遴选优秀军官30余人，以任务编组的方式编成“中兴计划室”，全部人员由“国防部”各厅局干部兼任，并由“参谋本部”常务次长曹永湘兼任主任。
下设作战、后勤等处及若干作业组。
后蒋介石又指示陈诚成立督导小组，专门听取该计划室简报。
据时任该计划室处长的邢祖援回忆，该计划制订了详细的作战策略，包括一般战备、特种战备、登陆后作战及反攻时机假设等内容。
1958年4月至8月间，台当局又成立“联战演戏计划作业室”，该计划室基本全部接受“中兴计划”的人员与档案，仍属临时编组性质，由“副总参谋总长”余伯泉担任主任委员、蒋纬国担任秘书处主任。
但是，该计划室的性质却完全不同，主要是制订与美军联合作战计划以“反攻大陆”。该计划对美军完全公开，更邀请其参与有关计划的讨论。
在作业上，也参照美军联合两栖作战范式，来制订两军联合两栖登陆作战的程序。
邢祖援认为：“此种作业一面具有教育性的意义，一面也转移美军的注意力，使其认为国军的“反攻大陆”计划，系以“共军”为假想敌的一种训练、测验之目的。”该计划并未有急迫的时间性，仅有二三次由余伯泉向蒋介石报告。
对于这一系列的“反攻计划”，蒋介石基本上只是应付附和，基本上是做做样子而已，并不是真正的“反攻计划”。
蒋介石认为，“反攻大陆”是极机密的事情，不能让美国参与其中，尤其是在美国不支持其“反攻大陆”的情况下。
因此，这些只是骗美国人而已，希望借此转移美国的注意力，并争取到大量的美援。
1960年1月，岸信介与美国艾森豪威尔签署新《日美安保条约》，2月，岸信介在国会明确表示，台湾属于条约中“远东条款”的防卫范围。
1959年至1961年，大陆又发生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
由于中国历经数十年的战争洗礼，经济发展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加之解放后的政策失误，大陆政经形势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难当中。
1961年7月11日，蒋介石在日月潭召见“参谋总长”彭孟缉及“副参谋总长”马纪壮时表示：“建设台湾为的是“反攻大陆”，否则我可以不干。当前革命形势对我有利，过去在台12年，虽有机会，但没有现在的形势有利，再不奋斗打回去，则决回不去了。”
蒋介石还分析到，“现苏俄与北韩结军事同盟，南韩形势不稳定，东南亚寮国（台湾称老挝为“寮国”一编者注）与苏俄勾结，3个月内，东南亚一定有事，欧洲半年内也将有事。大陆灾情严重，社会很乱，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裂痕日大”。
“国光计划”主任朱元琮也认为，在1966年前后数年，应该是台湾反攻登陆的适当时机。
在这样的考量下，为了真正研拟“反攻大陆”的相关作业程序，蒋介石开始思考启动最高机密一“国光计划”。
计划实施
最高机密：“国光计划"启动
1961年4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县大埔小湾秘密成立临时任务性编组-“国光作业室”。
蒋介石指派朱元琮将军兼任主任，并调集陆海空三军优秀作战军官31人、士官3人参与其中。
蒋介石对“国光计划室”寄予厚望。
在该计划仅仅成立3周的时间里，即率领“参谋总长”、“三军总司令”视察大埔营区，并听取简报。
1964年底岸信介胞弟佐藤上台后，“台湾帮”势力日趋膨胀，成为日本政坛主导力量。
佐藤上台伊始，便拒绝以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入境参加日共代表大会。
1965年6月24日，在台湾左营桃子园外海进行了模拟登陆演习中，有多达5辆两栖登陆车被海浪打翻，数十人丧命。
1967年9月，佐藤访问台湾，在与蒋介石举行会谈时称，“这两三年是“反攻大陆”的绝好机会”。
1969年11月，佐藤与尼克松发表《日美联合声明》，在其中加入所谓的“台湾条款”，并大肆宣扬“台湾归属未定论”。
在1961年至1972年的12年间，蒋介石共主持会谈听取简报97次。
由于参与该计划的工作人员生活相对辛苦，为了安抚这些国民党军中的精英，国民党当局给予“国光计划”工作人员十分优厚的待遇。
蒋介石在听取第二次简报后，便指示“参谋总长”彭孟缉每人每月发津贴2000元新台币。
蒋介石对该计划室工作人员亦是十分礼遇，据朱元琮回忆，蒋介石对作业室工作人员“只有鼓励，从无指责，并以'议事者身在事外，宜悉利害之情，任事者，身居其中，当忘利害之虑'相策勉”。
根据台“国防部”的军令，海陆空三军司令部分别成立光明作业室、陆光作业室和擎天作业室，以协助完成“国光计划”。
而三军作业室也有相应的执行任务部队，并将任务加以细化，其中陆军包括“光华”、“成功”和“武汉”作业室，“光华”负责反攻第一阶段的登陆作战，包括建立滩头阵地和立足战区等，而“成功”侧重于第二阶段的建立攻势基地，主要负责华南战区，“武汉”则是专门负责特种作战；海军有启明、曙明和龙腾作业室，“启明”主要是指63特遣部队，“曙明”指64地面部队，而“龙腾”是指金门防卫部和95、71特遣队；空军有“九霄”、“大勇”等作业室，分别指空军作战部和空降兵作战部。
“国光计划”包含“敌前登陆、敌后特战、敌前袭击、乘势反攻、应援抗暴”等五类26项作战计划、214个参谋研究案。
据段玉衡将军回忆，由于美国力阻蒋介石“反攻大陆”，因此蒋介石提出，先持续三四天炮击，诱发炮战，蒋向世界宣布大陆向台湾挑衅，这便成为台湾发起“反攻大陆”的借口。
然后，台空军开始反制作战，并在数日后展开登陆。
蒋介石还声称，“美国协防条约中并没有规定不准我反攻”。
此外，所有计划都详拟到师的任务层级。
“国光一号”计划分为三个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是建立滩头阵地，主要是以两栖作战方式，动用一个陆战师，由舰至岸运动，在将军沃突袭登陆；
第二阶段是建立立足地区，根据后续部队的情况，计划动用8个步兵师，在30天内占领泉州至漳浦地区；
第三阶段是建立攻势基地，又分为3案指导进行，大体是攻取漳平、龙岩后，或攻南平，或梅州、兴宁、潮汕，或先攻取南平再攻梅州等地，预计共动用14-16个师，在登陆90天内完成。
同时，为了验证反攻计划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国民党军队也进行了数次兵棋推演和实兵演练，包括紧缩装载、快速下卸、商船舣装、渡海测验、空降多载演练等。
在国民党军队逃台后，士兵的数量下降，精神状态不佳，加之美援的武器装备并不能很好磨合演练，因此在军演中常常出现车毁人亡的事件，其中以1965年的惨剧为甚。
保蒋困蒋：美力阻“国光计划”实施
上世纪50年代，美国虽然与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在台湾驻有军事顾问团，美海军的航空母舰在台湾海峡游弋，给予台湾大量的军援装备物资，并协助训练国民党军队。
但是，美国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量，坚决反对蒋介石“反攻大陆”，认为国民党“反攻大陆”不仅不可能成功，反而可能因此丧失台湾这块基地。
因此，驻台美军和情报人员极尽所能地搜集相关的情报，希望发现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的蛛丝马迹，并加以阻止。
据朱元琮将军回忆，美国也曾风闻蒋介石的“国光计划”，并暗中进行侦探。
在1951年的8月9日，美顾问团的成员不顾台宪兵的阻止，硬闯属“国光计划室”中位于三峡阳明营区的“成功计划室”查看，并派直升机飞抵上空进行盘旋侦察。
在1951年的8月9日，美顾问团的成员不顾台宪兵的阻止，硬闯属“国光计划室”中位于三峡阳明营区的“成功计划室”查看，并派直升机飞抵上空进行盘旋侦察。
同时，美在台湾海峡的巡逻舰只，密切跟踪台湾外岛的补运船只，而陆战队的美籍顾问还每周清点两栖登陆车的数量。
1963年，肯尼迪在记者会中公开表示，台湾如果“反攻大陆”，需提前与美国协商。
而据驻金门的王多年司令官在1965年1月4日报告，美国务院在金门派驻一个707小组，直接与美国务院保持联络，如台有“反攻大陆”的动作，美国务院便采取阻挠行动。
在同年进行的“腾海二号”演习中，台一个陆战师在澎湖登陆，美顾问团连忙派29人赶到港口及演习地点进行仔细观看，而且派5人随同国民党军舰查看。
为了掩盖“国光计划”，蒋介石指派余伯泉主持台美联合“反攻大陆”的“巨光计划”。
朱元琮认为，也是为了争取美国更多的军援，“巨光计划”提出如二战中诺曼底登陆般庞大的反攻计划，“提出的战备需求实在惊人”。
当然，仅仅是演戏的“巨光计划”自然不可能有任何的结果，蒋介石对此也仅是听听而已，不曾有任何的“指示”，“那只是纸上谈兵罢了”。
海战大败：“反攻计划”搁浅
在“国光计划室”成立之初，蒋介石曾下令在三个月内完成所有反攻作战的一切计划与战备整备。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反攻大陆”的行动被一拖再拖。
直至1965年夏，年近八旬的蒋介石终于拍板定案，决定“反攻大陆”。
1965年6月17日，蒋介石在陆军军官学校召开名为“官校历史检讨会”的中层以上干部会议，正式决定进行“反攻大陆”。
据称，当时所有军官都留有遗嘱，以示死战之决心。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国民党军队在“八六海战”及乌丘海战中惨败，准备长达五六年的“国光计划”在即将出生前流产。
1965年8月5日下午5点钟，台湾当局为探测美国和大陆的态度和战力，国民党军队由左营秘密派出“章江”和“剑门”号（刚从美国接回四五个月，性能良好）两艘舰艇，运送十几位特战人员到汕头外海的东山岛，进行侦察和破坏活动，在任务完成后再将其秘密接回。
为了凸显对此次行动的重视，国民党将其命名为“海啸一号”，特别成立了以海军“副总司令”冯启聪中将为首的5人督导小组，并进驻左营进行督导作战，而战术指挥也是史无前例地由将级军官胡嘉恒少将担任。
该计划除呈报台“国防部”外，还将其专送陆军总司令部、空军总司令部以及驻基隆的海军62部队。为了欺骗大陆的雷达系统，这两艘舰艇先是绕道到香港外海，然后再向北行驶，让大陆以为是香港的商船。
然而，国民党军队的这一系列举动早被大陆的情报人员和雷达侦知，并将其锁定。1965年8月6日凌晨，“章江”和“剑门”号进入解放军的埋伏圈，两军随即发生海战。
在人民海军的猛烈攻击下，“章江”和“剑门”号先后中弹沉没，舰上近200官兵丧生，“剑门”号舰长王韫山被解放军俘获。
而闻讯赶来营救的国民党空军和舰艇到达时，见到的只有两舰漂浮的碎片和油污。
这就是著名的“八六海战”。
蒋介石闻讯之后大发雷霆。
蒋介石“八六海战”的伤口尚未抚平，“乌丘海战”的大败又接踵而至。
1965年11月14日，国民党运送补给的舰艇被解放军伏击，国民党“永”字号炮舰被击沉。至此，国民党海军受到解放军的重创，海上优势荡然无存。
而这两次海战对蒋介石的打击也是致命的，年迈的蒋介石再也没有“反攻大陆”的信心和勇气，开始逐步放弃“自力主动反攻”战略，开始调整为“攻守兼备”、“待机反共”的策略。
在这样的情势下，“国光计划”也开始慢慢淡出蒋介石的视野。
1966年2月，“国光作业室”更名为作战计划室，改由作战次长督导，编制仍为四处一室，但将原属联五的“巨光作业室”改编为作战计划室的第二处，将原来第二处敌后作战业务并入第一处，而原业务管制则移入第四处，工作人员额定军官48人，士官3人，但副主任减为3位。
1967年10月20日，为配合台“国防部”的精简政策，该机构工作人员减至36人。
1967年12月1日，为加强保密工作，减少参与攻势计划的作业人员，“国光计划室”大幅缩减下级单位人员编制，由原来的207人缩减为105人。蒋介石听取简报的次数也大为缩减，1970年以后，蒋介石再未听取过汇报。
1972年7月20日，“国光作业室”被彻底裁撤，并入台“国防部”作战次长室，存在长达十几年的“国光计划”亦被束之高阁。
虽然蒋介石在台湾的统治甚是高压，但是当时的台湾是没有人敢讲“台独”的。
蒋介石在台湾的统治实行的是白色恐怖的高压政策，以至于当时的台湾都笼罩在黑暗与恐怖之下。
1975年，蒋介石逝世，结束了自己波澜壮阔又充满争议的一生。
此时，他的儿子蒋经国即位，开始了台湾真正的“民主之路”。
从历史角度上看，蒋经国可以说是一个眼界独到、民主开明的政治家。
蒋经国当时在台湾推行“夹克衫文化”，他的父亲蒋介石无论什么场合基本上都是西装和中山装，但是蒋经国却开始身穿夹克衫。
当时的蒋经国已经非常清晰的感受到党外都很多精英、百姓不满国民党的统治，也是在他的任内，党外运动开始如雨后春笋般活跃起来。
蒋经国在执政期间，走遍了台湾几乎每一个县城、乡镇。
他亲民的执政方针也让台湾百姓的内心慢慢从高压政策的笼罩下走出来。
当时台湾的行政体系内基本上都是随蒋介石来到台湾的外省人，蒋经国清楚的认识到本省人的精英需要出路（本省人：指1945年就在台湾的称为“本省人”，1945年之后随国民党到台湾的称为“外省人”），于是在台湾发起了催台青运动，以平衡公务体系内本省与外省人的人员结构。
正是这个时候，臭名昭著的李登辉等等“台独分子”登上了台湾的历史舞台。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台湾的经济，台湾的经济从60年代开始起飞，在20世纪的后半叶，和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并称“亚洲四小龙”。
其中有一大批本省人中的精英，他们因为没能进入公务体系，而走上了经济的道路。
他们为台湾经济的起飞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接下来就是1980年的美丽岛事件。
回过头看台湾的历史盒民主之路，美丽岛事件绝对可以算作是里程碑式的事件。
1979年12月20日，《美丽岛》杂志在高雄举行了一次争取民主的示威游行，最终演变成警民的暴力冲突，事件愈演愈烈，正是在这个时候，民进党开始冒出水花，登上了历史舞台。
当时为了反抗国民党的统治，党外运动迅速蔓延与崛起。
当时的党外人士喊出了“国民党用法庭审判了党外，人民要用选票也审判国民党”。
那些我们熟悉的吕秀莲，陈菊、林义雄也开始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1986年9月28日（台湾的教师节），民主进步党成立。
关于民进党，会在后续的章节中详细唠唠，这里只简单提一下民进党的两张“神主牌”，一个就是“台独”，一个是“反核”。
关于民进党所支持的“台独”，是和台湾1895年后所经历的悲情的记忆和国民党的高压统治是分不开的，民进党很清楚，一提“台独”，就会有选票；一提“台独”，就会有民众支持。
所以时至今日，我们在台湾的社会整合，这仍将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关于近几十年，会在后面的章节中详细的说明，这里不再作过多的阐述。
还是想简单说说最近的局势。
近来，国内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呼声甚嚣尘上。
不管从国际形势，还是两岸的“备战”状态，我们依稀看到了武力收复台湾的曙光。
但是，从我个人角度上看，真心不希望动武。
两岸本是一家人，问题总是可以通过谈来解决的。
一旦动武，台湾人民心中必将又一次被悲情所笼罩。
宝岛的历史从来都不缺少悲情的戏码，只是历史代表着过去，而如果可以通过谈判彻底解决问题，无论对于台湾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等的整合都将不是什么难题。
中华民族的智慧有着几千年的沉淀，我相信，在台湾问题上，历史终究会站在我们这边，一个多年漂泊在外的孩子，他经历了太多太多苦难的历史和挣扎的内心。
我们希望他能真心回到母亲的怀抱里，不再有苦难与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