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第一个万元户—盲人郑举选与他的经商之道

武汉第一个万元户—盲人郑举选与他的经商之道

郑举选，80年代中期，作为武汉汉正街的一个盲人个体户，引起中外人士的注意。被大洋彼岸的《加拿大周刊》称之为个体户的“英雄”，原因何在？别的且不说，仅举八十年代初期，郑举选从1982年到1985年,共缴纳税金和工商管理费3万多元;为支援老苏区、救济非洲难民,他捐款 1500多元；为聋哑人协会捐款1000元；1985年,他一次购买国库券12000元,在武汉市名列第一。这对一个经营鱼钩鱼线、针头线脑、发卡皮筋之类的小商品,每件货价不过几分几角,而且又是盲人的郑举选而言，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他的经商之道是什么呢?

郑举选家住汉正街，郑家的祖辈多在街上摆摊。郑举选六岁那年因患水痘而双目致残，但他仍凭着微弱的视力上完了中学,而后就靠摆摊为生。60年代初，汉正街上摊众多郑举选只是其中本小利薄、势单力微的一个。

“文革”开始后，街上的小摊贩都赶到了乡下,郑举选因为视力微弱,到乡下无法生活，才被留在城里，靠卖冰棍度日。

郑举选是个盲人，自然同盲人有许多共同语言。他在平日同盲人的交谈中,了解到四乡农村日用小商品的匮乏,便提议搞点小买卖,挣钱糊口。

郑举选原本就是个小贩,有点经商经验,又住在汉正街上，便于商品的集散。加上他为人憨厚、待客诚恳,立即得到了盲人的响应。于是，一支由盲人组成的小商贩队伍,便以汉正街为中心,以郑举选为纽带,在湖北部分城乡活跃起来。

那时候,是个横扫一切的疯狂世界,贩货经商要冒着坐牢的风险,盲人们做点小生意也只能在暗地里进行。每天晚上当人们沉入梦乡以后,三三两两的盲人便身背货囊,一手搭肩一手拄竿,一串串地来到郑家,送来本地手艺人制作的小商品又从郑家带走本地人亟须的小百货。郑举选靠手摸心记，看准各地商品的余缺，盲人们送到他这里来的商品他都能接受下来,从他这里贩出去的货物又很受顾客的欢迎，盲人们与他打交道从没有吃亏，心中对他自然十分信赖。为了让更多的盲人与他取得联系,郑举选专门请了两个年青小伙子,深夜在马路上观望,看见不识路的盲人便把他们领到家里来。

郑举选是盲人,也最知道盲人的苦处,他深深体会到与盲人们做生意是唇齿相依、患难与共。郑举选常说:“他们的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如果和我做生意亏了本,他们会记恨我一辈子。所以,我千方百计要让他们有钱赚。他们有困难，我还要舍力相帮。这样他们才愿意和我来往。有了他们的饭碗，才有我的饭碗。”

天门县城关镇的盲人老何有三个孩子，过去靠算命维持生计。命算不成了,想做生意又没有本钱,来找老郑帮忙。

老郑很爽快地赊销给他近百元的商品，并给他传授经商的方法。在老郑的扶持下，老何在街上摆摊，维持了一家人的生计。

就这样，郑举选与盲人商贩建立了贸易往来和深厚感情，数以百计的盲人在这里找到了谋生的路子。在他们的心目郑举选是可靠的挚友和兄长。

1977年底,一场“大批资本主义”的政治风暴，把郑举选卷进了牢房。家被抄，18个月的铁窗生活夺去了郑举选双目中最后的一线光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这位不幸的盲人带来了希望。1979年6月,郑举选被释放出狱，从此后，他才堂堂正正地走上了个体经商的道路。

郑举选出狱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又一次白手起家,经营中每每稳操胜券。他经商的诀窍是什么呢?

郑举选说:“我靠的是信誉，靠的是朋友们的帮助。我是个盲人,不能出门行商,有人来找我，我才有生意可做。我要争取每一笔生意都做得双方有利，顾客才愿来找我。如果损人利己,就等于砸了自己的饭碗。顾客是我的'衣食父母’我绝不干对不起'父母’的事。”

1979年6月,当郑举选在汉正街上重新摆起货摊的时候，尽管他一无资金，二无货物，但他由于在狱中没有“水”(供认)出曾经与他有经营往来的客户,使许多人免去了牢狱之灾，所以,当他一出现在汉正街头的时候,那些患难朋友都来看望他，给他带来了信息，带来了货源,带来生意。郑举选的小摊很快又成了汉正街上最热闹的地方，每天夜晚，来他家谈生意的络绎不绝。

郑举选再度“出山”以来，仍然一如既往的对每个客户和颜悦色、烟茶相待,使来人有亲切感;小商小贩住不起旅社，下不起饭馆的,便为他们留宿留饭，为他们保存钱物，使顾客有安全感。农村客户不熟悉武汉行情，到火车站托运常遇麻烦，他尽心为之疏通,甚至为客户代办托运手续。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在客户遇到意想不到的损失时，他宁可自己赔钱，也要保全信誉。1981年初用报废尼龙降落伞带改制的钥匙带子,是汉正街上的紧俏货,每条价高达1元4角。武汉市六渡桥客商杨国记给郑举选供货总值700元，当时未付款，谁知几天之后,尼龙带子大批涌进市场，价钱跌了一半。货主十分着急生怕变卦,便来到郑家。老郑一见客户，照样笑脸相迎，按原价付款。客户看到老郑为此亏了300元之多,十分感动。他积极协助郑举选采取勤进快销的办法，很快弥补了亏损。1982年浙江绍兴的个体户张大勇向郑举选售出了100捆纱巾，每捆进价85元，但是,第二天全国性化纤产品降价，老郑只能以每捆78元的价格售出，一共亏损700元。张大勇见到这个局面很难为情。从此，他总是把从浙江带来的紧俏货,优先卖给郑举选。

对待那些无利可补的损失，郑举选也坚持商业道德,勇于承担。湖北省天门县的小商贩张老头，用自己的3000元养老金买了一批鱼钩,请老郑代销。货才入库，一场火灾使鱼钩成了一堆废物。老人见郑举选失火受灾,不好意思提货款的事。老郑却亲自将钱一文不差地交给了他，还连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

郑举选懂得,商业道德是建立信誉的基础，但要维护信誉还必须靠准确灵通的信息，指导经商活动,使大多数生意做到双方都能赚钱。他通过与来往客户的交谈，了解各地商品余缺,及时做出经营决策。有一次,石家庄的一位商人老王来推销打火石,他就问起石家庄有什么商品积压,客商说那儿外贸系统处理一批旅行剪，每把两角钱。老郑知道武汉的旅行剪每把进价在三角以上，便托这位客商从石家庄大量购进,又为客商带去一批石家庄紧缺的商品,使他往返赚钱，双方得利。

有时候,郑举选根据自己的商品销售情况,就能判断出市场的行情。他的商品品种齐全,客户对哪样商品购买得多，他就知道这种商品畅销,立即组织购进;如果客户对某些商品只买一、两样,就说明该货滞销,买一、两样是为了照顾朋友的面子,他就立即转向,对那些尚未开通的渠道，他采取赊销的办法,委托客户去打开局面。对所有的客户都实行包换包退使客户没有库存积压和以次充好的后顾之忧。他说:“包换，可以让客户感到我的质量可靠。包退,看起来给我造成了积压，但是我的客户多,东方不亮西方亮,不愁商品卖不出去。”

薄利多销是郑举选维护信誉的又一条守则。在一般情况下，他的商品销售价总是维持汉正街的最低水平。初次来郑家购货的人，对价钱不大放心。他就说:“你可以到街上去起一走，发现哪家价格比我低可以退货再去买别人的，或者我给你找钱。”许多人果真走了一圈，才发现郑家的价钱是最便宜的。1984 年，应城的老刘在郑家购买了 600 条纱巾，每百条41.5元，后来发现汉正街上同类商品的最低价是39.5元。老刘反映后,老郑经了解,情况属实,第二天就退款12元。1984年5月,孝感市的个体户楚波成,在老郑家买了7000根拉链好长时间卖不出去。楚波成为此坐立不安，向老郑讲起这件事，老郑马上同意把没卖完的货全部收下，再给他另外一批好销的货。

这样的事一传十,十传百,郑举选就在客户中建立了不可动摇的信誉。许多运销户一到武汉，别的地方不去就直奔郑家。他们感到，老郑的信誉最高，信息最准确，和他做生意最放心。有的客户甚至采取“三不主义”，即一不问价钱，二不检查质量,三不重点数目，扛起就走。这样，从表面来看，他的价格比别人低，似乎吃亏,但由于他在客户中有很高的信誉,生意做得大,资金周转快,赚钱反而比别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