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歌由来，国文，由来？
国文，由来
1905年，清朝在废除科举制度以后，开始开办新学堂。当时的课程以至教材，都是从西方引进的，只有称为“国文”课一科，传授的仍是历代古文。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国文课受到了冲击，小学于是改设“国语”，教材具有鲜明的口语特点，选用的都是白话短文或儿歌、故事等。
中学仍设国文课，白话文的比重也明显增加，选用了鲁迅、叶圣陶、冰心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叶圣陶、夏丏尊联名提出了“语文”的概念，并尝试编写了新的语文教材，可惜因日本侵略中国而被迫终止。
全国解放后，叶圣陶先生再次提出将“国语”和“国文”合二为一，改称“语文”。这一建议被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采纳，随后推向全国，从此，“语文”成了中小学甚至扩张到其他国家的一门主课。
扩展资料：
1949年8月，叶老主持草拟《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及《中学语文课程标准》时，首次使用“语文”作为学科名称，用来取代当时的小学和中学“国文”。
1950年，由国家出版总署编审局编写出版全国统一使用的中小学课本时，统一名为“语文”，并在初中语文教材的“编辑大意”里作了如下说明（小学教材中也有大致相同的陈述）：说出来的是语言，写出来的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
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简称为：”听说读写”。因此，这套课本不再用“国文”或“国语”的旧名称，改称“语文课本”。
儿歌的相传方式
以口口相传的形式来传播，在浓缩的、象征的形式中包含着强烈的悬念，用以引起孩子的好奇心。
儿歌是在乳儿的摇篮旁伴着母亲的吟唱而进入儿童生活中的。孩子们随着年龄的增长，由感知到模仿，最终学会诵唱儿歌，并从中获得审美感受。但儿歌的内容往往十分浅显，易为幼儿所理解，或单纯集中地描摹、叙述事件，或于简单有趣的韵语中表明普通的事理。
儿歌的起源
童谣从何时起，无人知道。但我确信古代就有，甚至在文字形成前就有。因之属于国遗。虽有文字记载以来就有了童谣的痕迹，在我国古典文学里也不乏记载，但童谣仍属于另类，由于无数文学家疏忽，童谣实际上在所谓文学殿堂里一直被打入冷宫。被误会为廉价低档的、边缘化、市井的、不入流的文学载体。童谣虽是一种口承文化，数千年来却经久不衰，生命力颇旺盛。本人将在此文中对童谣的起源、特点、作用、与相关概念的差别以及走向等方面做一概论。
童谣是一柄开启童年记忆的金钥匙，所有人只要念起童谣，童年时代的种种回忆无不涌上心头：那些灯火昏黄的寻常巷陌和打麦场，种种集体性儿童游戏、种种场景和一个个熟识的童年伙伴面容纷纷跃上脑海。儿童们用押韵的数句趣味性顺口溜来相互调侃嘲骂，上至皇亲贵族总理大臣，下到引车卖将贩夫走卒，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有人说，一个没有童谣的童年，是没有童年的人生。
这里要提到一位文学家，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冯梦龙（1574-1646年）先生。众所周知，他生前给我国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其中就包含有童谣。查阅其著作《明清民歌时调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9月），不难看出，其收集的明清民歌里，亦有大量的启智童谣、谜语童谣在内。比如《童痴一弄挂枝儿》、《童痴二弄 山歌》。其中大量的谜语童谣对植物、动物、昆虫和生活生产用具多有描述。“里弄童孺之喜闻者，旧唯有《傍妆台》、《驻云飞》、《耍孩儿》，后又有《干荷叶》、《挂枝儿》、《桐城歌》、《打枣干》等等。”对童谣给予极高评价，称赞童谣最浅最俚亦最真。冯梦龙在明朝是诗人，亦是通俗民间文化文学传播者，为民间民俗文化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其搜集的明清歌谣时调内多含有浓郁的性色彩，语调还含有元曲因素。因已发表，读者可以查阅到，就不例举了。
童谣研究何其艰难。周作人曾著有《童谣研究手稿》一文，但没后续。
我有意识去收集童谣是从1974年开始的。当时在陕西闫良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正经历和感受着苦闷与不公平的心理彷徨。于是，就背着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军用书包、吹着一管竹箫，一个人前往全国20多个城市以大串联方式搜集童谣。每到一个地方，只要听说是搜集童谣的，当时很具戒备心理的人们一般都会放下紧绷的神经，挂上温情的笑脸，和我一起回忆童年，在一起说说童谣。我就用本子记录。
作为民间的口承文学，其主要特点就是俗。俗文化的另层意思就是大众化的。俗并非对童谣的贬损，相反童谣俗得纯真可爱。儿童们无所顾忌地用自然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童真想法。
我曾走遍大江南北，收集了5000余首童谣，有的很经典，而且年代久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