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庆阳女孩跳楼自杀起哄看客该当何罪

甘肃庆阳女孩跳楼自杀起哄看客该当何罪

6月20日傍晚7点，甘肃庆阳，19岁的李奕经过4个小时的内心挣扎，终究还是从八楼一跃而下。临走前，她对消防队员说道：“哥，我清醒了，谢谢你，我要去天堂了。”

阴影缠身让她五次自杀

2016年10月7日，李奕第一次尝试自杀，过量吞药不省人事，好在抢救成功，然而对于一名抑郁症患者来说，死亡不是开始，有第一次就可能有第二次。

17年5月，李奕父女来到北京安定医院，医生诊断她为“创伤后应激障碍”。

萦绕在李奕内心深处的梦魇究竟是什么？

从李奕亲笔手写的控诉状中可知，她曾在2016年9月5日下午被班主任吴某某猥亵。

那时，李奕感到胃疼，暂时待在教师公寓休息。“他（吴某某）突然伸手摸我脸，开始对我动手动脚，他疯了般扑过来抱住我不松开”。李奕反抗无果，吴某某变本加厉，“他开始亲我的脸吻我嘴巴咬我耳朵，手一直在我背后乱摸，想撕掉我衣服”。

检察院不起诉，被害人无法接受

李奕初次自杀后，李父也曾想要报警，可惜时间已经过去了一个月，当初证据没有保存，学校表示正在调查，将来会给出一个说法，于是把治病放在首位。

17年5月，经报警，涉事吴某某被庆阳市公安局西峰分局行政拘留十天，本应按刑事案件处理却未进入司法程序，一家人对这样的结果不满意，遂再次报案。18年3月1日，西峰区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情节显著轻微，不构成犯罪”，理由是证据不足。

公诉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不起诉的情形有限，一为法定不起诉，二为酌定不起诉，三是证据不足不起诉。检方采用第一和第三种，法定不起诉是出于嫌疑人情节显著轻微，尚未达到刑法中强制猥亵妇女罪的严重程度，且不能证明抑郁症与猥亵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证据不足不起诉，由于家属报案相隔案发日太长，洗过澡后吴某某的生物检材未得以留存，仅双方口供显然是不够的，尽管警方补充侦查，很遗憾不能提供更有效的证据。

围观者起哄，你们都是凶手！

8楼窗外的平台上，李奕脚下是虚空的距离和升腾的喧嚣，“怎么还不跳”“跳啊”“在那儿犹豫什么？”围观者众，有的拍手鼓掌，有的忙着录视频，俨然一副事不关己近距离看戏的冷血嘴脸，苦等四个小时只为目睹一条鲜活生命的消逝瞬间。

看着楼下骚动沸腾的人群，想必当时李奕心里痛苦非常，自杀者在生之留恋与死之终局间徘徊纠结，艰难的选择已然饱受折磨，而那些麻木不仁的看客们还要再添一把火，杀人诛心！

终于，女孩坠落，生命凋零，你们满意了吗？

类似跳楼自杀事件中，伺机起哄,怂恿他人自杀的鲜有受到法律惩罚的。刑法理论中有教唆自杀的概念且存在争议，指故意引诱他人产生自杀犯意，导致被害人自杀身亡。共犯理论认为只有主犯构成犯罪时从犯才成立相应犯罪，在我国自杀不属于犯罪。而“共犯独立性说”认为教唆自杀单独就是犯罪，可被处罚。理论是有的，但并不适用于起哄跳楼的人。

教唆是一个制造犯意从无到有的行为，欲自杀者本来就计划实施自杀行为，很难说李奕跳楼念头是由于那帮人引诱才催生的。虽然我们都知道或多或少会产生刺激作用，但人的内心活动证明不了。目前《刑法》中缺少条文专门应对此类行为，无奈只能依据《治安处罚法》寻衅滋事采取行政处罚。

中国的看客文化由来已久。百年前，鲁迅先生对这种劣根性深刻批判，《〈呐喊〉自序》：“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梁启超《呵旁观者文》：“平民们练就一身事不关己的神功，又难驱好奇之心。”殊不知今日之看客，有朝一日也可能成为被围观的受害者。涤除此种恶性指望道德教养不切实际，行政拘留太轻，建议《刑法》增设条款明确此类怂恿、起哄自杀行为的违法性和可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