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崛起之雄主皇太极，是如何从大汗迈向大清开国之君？

引言（本文约7000字，阅读需13分钟）

皇太极，原名爱新觉罗·皇太极。

出生于明万历20年（1592年）10月25日，其生母为叶赫纳拉・孟古哲哲。

孟古哲哲出身不凡，她是海西女真势力中，最为庞大的叶赫部贝勒杨吉砮之女，身份尊荣。

万历十六年（1588年），14岁的孟古哲哲，在兄长叶赫贝勒纳林布禄的护送下，来到费阿拉城，与努尔哈赤成婚。

她容貌出众、才识过人、家世显赫，婚后备受努尔哈赤的宠爱。

1592年，孟古哲哲生下皇太极，爱屋及乌，自幼聪慧的皇太极，也深得努尔哈赤的喜爱。

然而，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万历31年（1603年）9月，孟古哲哲崩逝，当时的皇太极年仅 12岁，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孟古哲哲的早逝，背后其实有着复杂的部族矛盾因素。

叶赫部与建州女真之间，一直存在着诸多争斗与矛盾，在古勒山之战中，孟古哲哲的堂兄布斋贝勒战死疆场，努尔哈赤只归还其一半尸体，使得两部之间仇怨更深。

此后，孟古哲哲因部族矛盾心情抑郁，逐渐染病。

在病危之际，她希望能见母亲最后一面，努尔哈赤虽答应并派人去叶赫部迎请，却遭到叶赫部拒绝，孟古哲哲最终带着遗憾离世。

母亲的离去，让皇太极在成长道路上失去重要的依靠，也使他身处相对复杂的环境之中。

皇太极有十五位同父异母的兄弟，其中七位是兄长，而他的母亲是叶赫部人，其他兄长们的生母多为建州本部人。

相比之下，皇太极在一定程度上，较难获得努尔哈赤全身心的关注。

在这样的生活里，除了父汗，很少有人能给予他真正的关爱与温暖。

不过，孤独的时光也磨砺了他的性格，让他变得勇毅、深沉、寡言少语。

幸运的是，皇太极与自幼丧母、处境不佳的岳托建立了深厚感情。

岳托是兄长和硕礼亲王代善的长子，在其母李佳氏亡故后，继母刻薄寡恩，父亲疼爱不再。

努尔哈赤便让岳托来到皇太极母亲身边，由孟古哲哲将二人一起抚养。

叔侄俩年龄相差不大，所以能玩到一起，且相处融洽，尽管共同享受母爱的时光不长。

但这份感情让岳托后来，成为皇太极的忠实追随者，也为皇太极日后继承汗位，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母亲去世后，皇太极并未沉浸在悲伤中一蹶不振，反而更加勤奋地苦练武艺，修习骑射本领。

自万历31年（1603年）起，12岁的皇太极就开始追随父兄四方征战。

万历40年（1612年）9月，乌喇部贝勒布占泰联合蒙古科尔沁部，率兵攻打建州所属的虎尔哈路，皇太极随父兄出战。

在这场战役中，他初露锋芒，参与了歼灭乌喇部的战斗，展现出过人的军事天赋和战斗勇气。

此后，在努尔哈赤宣布与明朝作战的意图后，皇太极积极建言献策，主张先攻取抚顺。

并巧妙地命人扮作马商进入抚顺城，里应外合配合作战，最终在天命三年（1618年）成功攻下抚顺。

这一战，不仅彰显了皇太极的智谋，更为后金对明朝作战取得“开门红”。

此后，皇太极继续跟随父亲，先后参与攻取开原、铁岭等重要战役，在攻灭叶赫部以及驰援科尔沁等战事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使得察哈尔蒙古首领林丹汗远遁。

在关系后金生死存亡的“萨尔浒”大战中，皇太极更是连败两路明军，为最终取得大战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

在对朝鲜、蒙古的后续作战中，皇太极同样有着上乘表现。

凭借一次次战役中的英勇表现和出色指挥，他逐渐积攒了属于自己的人脉，也赢得太祖努尔哈赤的青睐和重视，为后续继承大汗之位奠定良好的基础。

可以说，这一段跟随父兄征战四方的经历，是皇太极成长为杰出军事家、政治家的重要历练阶段。

也为他日后登上汗位，带领后金不断发展壮大，乃至建立大清王朝，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后，随着自己年纪渐长，便开始考虑培养继位人。

他最早属意的继承人是长子褚英，褚英自幼跟随父亲南征北战，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立下汗马功劳，展现了出色的军事才能。

还曾被封为洪巴图鲁、贝勒等，并获赐“阿尔哈图图门”尊号，可谓战功赫赫。

然而，褚英在性格上存在着致命缺陷，他傲慢自大、心胸狭隘、贪婪刻薄，情商极低。

在被努尔哈赤委以执掌国政的重任后，他急于稳固自己的地位，试图去削弱“四大贝勒”和“开国五大臣”的财富与权力。

还强迫贝勒和大臣对天发誓效忠自己，不许他们违背自己的话，更不许将自己所说的话告诉父汗，甚至放言等自己坐上汗位后，要处死那些与他不友善的弟弟和大臣。

褚英的这些行为，迅速激化与各方的矛盾，“五大臣”率先向努尔哈赤发难，告发他“似有贰心之嫌”。

努尔哈赤起初想给儿子一个改过的机会，让他看了告发文书，但褚英不思悔改。

此后，努尔哈赤开始疏远褚英，不再让他领兵出征。

可褚英不仅不汲取教训，反而心生怨愤，诅咒外出征战的军队，扬言若军队战败，就不让父亲及弟弟们入城。

此事被揭发后，褚英于万历41年（1613年）3月26日被幽禁，

即便在幽禁期间，他仍旧不知悔改，最终在万历43年（1615年）8月2日，被努尔哈赤下令处死。

褚英失势后，次子代善一度成为众人眼中，最有可能继承汗位的人选。

代善同样战功卓著，在后金汗国建立初期，就因战功被赐予“大贝勒”封号，而且为人处世相对温和，口碑不错，在努尔哈赤的子侄辈中，论战功与资历都是佼佼者。

但后来代善也因与大妃阿巴亥传出私情，加上对前妻所生的儿子岳托、硕托不好，甚至导致硕托差点叛逃等事，被努尔哈赤废除了继承人之位。

不过他依旧手握两红旗，在朝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这样的背景下，皇太极逐渐开始崭露头角。

天命11年（1626年）8月11日，努尔哈赤因宁远之战失败抑郁而逝。

由于生前未定储君，理论上他的子侄们都有继承权。

这时，代善展现出高风亮节与大局观，他与其子岳托、萨哈廉共同推举皇太极继承汗位，称赞皇太极“才德冠世，当速继大位”。

代善作为长兄鼎力支持，在诸位家族成员一致赞同下，皇太极虽再三推辞，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推举。

同年9月1日，皇太极在大政殿即汗位，焚香告天，宣布次年为天聪元年。

皇太极刚继承汗位时，后金面临的形势可谓是内忧外患，十分严峻。

从外部来看，后金处境孤立，受到明朝、蒙古、朝鲜的包围。

明朝一直将后金视为心腹大患，时刻警惕并准备对其进行打击，在边境地区不断加强军事防御，而且此前宁远之战等交锋中，也让后金意识到明朝军事力量的强劲。

蒙古方面，虽然部分部落与后金有往来或结盟，但察哈尔林丹汗等势力依旧强大，对后金存在威胁，并且蒙古各部的态度也并非完全一致，局势复杂多变。

朝鲜则与明朝保持着传统的宗藩关系，对后金也怀有敌意，在明朝与后金的对峙中，朝鲜往往站在明朝一方，后金稍有动作，便要担心朝鲜从侧翼带来的影响。

而内部，由于贵族分权导致的势力矛盾，冲突日益严重。

尽管皇太极登上了汗位，可实际上最初是同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按月分值”政务，权力分散，很多决策难以高效执行，皇太极常常事事掣肘，徒有“一汗虚名”。

比如在商讨重要军政事务时，四大贝勒都有较大话语权，意见时常难以统一，政令推行起来阻碍重重，这对于后金政权的稳定和发展来说，无疑是一大隐患。

在这样艰难的局势下，必须要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才能打破困局，让后金得以发展壮大，于是皇太极开启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与对外征服之路。

皇太极深知，要想真正实现后金的稳定发展，加强中央集权是关键所在。

为此，皇太极采取了各个击破的策略，逐步削弱各方势力，以提高汗权。

天聪4年（1630年），皇太极抓住阿敏弃守滦州、永平（今河北卢龙）、迁安、遵化四城的把柄，对其进行严厉惩处。

阿敏本就有着复杂的背景和经历，他是努尔哈赤同母弟弟舒尔哈齐的次子，早年因父亲与努尔哈赤的矛盾，侥幸存活后被伯父收养。

虽然后来凭借战功成为“四大贝勒”之一，但其心中一直有着别样的心思。

此次弃城之罪，成为皇太极整治他的契机，皇太极召集诸贝勒大臣会议，给阿敏定下十六条罪状。

其中不仅涉及此次弃城导致后金失去战略要地，还牵扯到诸如“俨若国君”“心怀不轨”“扰害汉人”等诸多方面。

尽管念及他过往的功劳，最终没有将他处死，但还是判处其终身幽禁，抄没家私，使其彻底失去权势，阿敏最终也在幽禁中忧忿而死。

天聪5年（1631年），莽古尔泰同皇太极发生口角时，竟拔刀相向，犯下“御前露刃”之大罪。

莽古尔泰性格倔强且鲁莽，本就对皇太极继承汗位心有不服，此前一直压抑着情绪。

在大凌河战役中，他的正蓝旗攻城作战损失惨重，向皇太极请求补充军力时两人矛盾激化，冲动之下做出此等大逆不道之举。

皇太极借此机会，果断革去莽古尔泰的大贝勒衔，降为多罗贝勒，还夺其五牛录的属员，罚银万两及马匹若干。

在不断的打压之下，莽古尔泰抑郁成疾，于 1633年暴病而亡。

后来，其相关势力也被进一步清理，正蓝旗的建制等也经历变动，被皇太极逐步掌控。

至此，四大贝勒仅剩皇太极和代善两人。

代善相对较为识趣，看到形势变化，主动做出退让之举。

天聪6年（1632年），当诸贝勒提出莽古尔泰“不当与上并坐”时，代善立即表示请求退出并坐。

皇太极经过这一系列的手段，终于废除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共理政务的旧制，改成自己南面独坐，取得汗的独尊地位，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

在打击各方分权势力的同时，皇太极还积极从制度层面入手。

效仿明朝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国家机构，以此取代八旗制度所行使的部分国家权力，让权力更加集中到自己手中。

早在天聪3年（1629年），皇太极就建立由满汉知识分子组成的“文馆”，赋予其“翻译汉字书籍”“记注本朝政事”的重要职责。

让其为推行汉化，以及后续的治国策略等出谋划策，发挥智囊团的作用。

天聪5年（1631年），皇太极进一步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别掌管国家各项行政事务

使得国家治理更加条理清晰、分工明确，各部门各司其职，行政效率也得以提高，改变以往八旗制度下权力分散、职责不清的局面。

天聪10年（1636年），皇太极又将“文馆”扩充为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统称“内三院”。

内国史院负责记注皇帝起居诏令，编纂史书及实录，撰拟表章并收藏御制文字

内秘书院主要掌撰外交文书，以及敕谕祭文并录各衙门疏状

内弘文院则掌注释古今政事得失，向皇帝和皇子进讲，并教诸亲王等。

内三院的大学士、学士们成为皇太极的得力助手，参与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谋划、建议与监督执行之中，取代了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的体制，让皇太极在决策等方面更具主导权。

此后，皇太极又建立都察院，用以监察百官、整肃吏治，确保朝廷上下官员能够奉公守法、尽职尽力。

同时改蒙古衙门为理藩院，专门处理蒙古与边疆少数民族相关的事务，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管理与联系。

通过这一套系统且完善的政权机构，皇太极把权力一步步集中到自己手中，使得后金的统治更加稳固，也为后续进一步的发展，以及向大清王朝的转变，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皇太极执政后，深刻认识到后金内部，满汉民族矛盾尖锐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若想实现后金的长治久安与进一步发展，必须改变现状。

在努尔哈赤时期，汉人大多处于被奴役的状态。

皇太极即位后取消了这一制度，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的主张，颁布《满汉别居令》，宣布“满汉一体毋致异同”，实行“编户为民”政策。

下令将大多数汉民庄丁由庄田抽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让汉民从农奴，恢复为原有封建自由民的身份。

并采用汉官管理汉民的方式，以此来缓解民族间的矛盾。

对于那些依旧处于奴仆状态的汉人，皇太极颁布了《离主条例》。

规定奴隶可以对主人的犯罪行为进行控告，若情况属实，奴隶便可获得人身自由，通过这种方式，满洲贵族的特权得到一定限制。

此外，在纳税、惩罚制度等诸多方面，皇太极也要求汉人与女真人平等对待。

并且，他还规定抓回来的汉人，即便逃跑也不被追究，只有逃跑被抓回来后，再次逃跑的人才会被追究责任。

而且只有贵族，才能拥有一定数量的汉人奴隶。

在这些政策的影响下，当时很多对后金政权心怀抵触的汉人，逐渐改变了态度，选择投奔皇太极。

使得大量汉族奴隶成为“民户”，民族矛盾得到极大的缓和，后金内部的社会环境也逐渐稳定下来。

同时，他爱惜民力，停止修城筑墙等大规模工程，让百姓能“专勤南亩，以重本务”，还下令保护村庄田土及百姓财产，不准八旗随意变更、妄取。

并且，几乎每年都把督促耕种作为重要活动，强调“农时不可失”，“废农事者罪之”。

在皇太极的重视下，后金农业有了较大发展，粮食基本能够自给。

此外，手工业生产也大有进步，盛京（今沈阳）宫殿大部分为皇太极时所建，其规模和工艺技术，都彰显了后金手工业的较高水平。

盛京城西实胜寺所铸的千斤大钟，也是冶铸业发展的有力象征。

商业贸易同样有所发展，不仅境内贸易活跃，与明朝及朝鲜也均有往来，皇太极曾多次安排人员赴张家口、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等地开展贸易活动。

在缓和满汉矛盾的基础上，皇太极又采取一系列促进民族融合、凝聚不同民族人心的举措。

他深知人才的重要性，所以大力重用汉臣。

像范文程，这位被视为汉官首领的人物，皇太极在决策每一个大事时，都会向他咨询。

还有众多明朝降臣，如洪承畴、祖大寿等，皇太极都给予他们相应的职位，量才录用，让他们参与到后金的军政事务之中。

这些汉臣，不仅带来汉族先进的文化知识和管理经验，也增强了后金的军事力量。

同时，这一举措也向广大汉族民众，释放出一个积极的信号，那就是后金是重视汉人的，有才之人在这里都能有用武之地，从而吸引了更多汉族人才来投奔。

在文化方面，皇太极自幼与汉人打交道，有着颇深的汉文化功底。

继位后，他专门设立文馆来翻译汉人书籍，让满汉学士参与其中，记录后金政事，传播汉族的文化思想。

每次发布公文，他都采用女真文、汉文、蒙古文三种字体，确保各民族的人都能看得懂，消除不同民族之间，因语言文字不通产生的隔阂。

不仅如此，他还效仿明朝的科举制度，大量选拔精通三种语言的“举人”，并且在六部之中，每个部都设立特殊岗位“启心郎”。

其作用类似现在的翻译，而且地位颇高，仅次于明朝的次郎。

军事上，皇太极展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带领清军多次打败明军，战果辉煌。

他深知武器装备和战术，对于战争胜负的重要性，积极推动军事变革，命人精心研制火器。

在天聪5年（1631年）正月，首次铸成“天佑助威大将军”炮，此后更是加快火器部队建设的步伐。

每年拨出巨额经费用于火炮铸造，并重视火器部队的日常训练。

到崇德8年（1643年），清军已拥有重型火炮一百多门，和一支训练有素的专业炮兵部队，战斗力大大提高。

同时，他还采用了诸多新战术，比如利用骑兵的机动性，配合火炮等火器，在战场上灵活作战，使清军在与明军的对抗中逐渐占据优势。

外交方面，皇太极同样有着非凡成就。

在与蒙古的交往中，皇太极继承并发展了努尔哈赤时期，对蒙古诸部恩威并施的策略。

一方面通过武力，征讨那些不服从或背盟的部落，像多次出兵征伐察哈尔林丹汗，使其势力逐渐瓦解，最终林丹汗远遁，察哈尔部归附。

另一方面，皇太极又积极采取怀柔政策，通过联姻、赏赐、封王封爵等手段拉拢蒙古诸部。

他在位期间，清朝与蒙古进行了多达 69次联姻，其中清朝皇室，迎娶了 43位蒙古王公贵族之女，有25位蒙古贵族被清朝招为驸马，巩固了满蒙联盟。

在皇太极的努力下，漠南蒙古诸部纷纷臣服，承认皇太极继承蒙古大汗的称号，并尊奉其为“博克达车臣汗”，蒙古被纳入后金版图，成为后金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朝鲜，皇太极先是在崇德元年（1636年）发动“丙子虏乱”，迫使朝鲜臣服。

使其由之前与后金的兄弟之称，变为藩臣之礼，消除了清朝向关内发展的侧翼威胁，也为日后清军入关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八旗制度上，随着后金的汉人越来越多，增设汉八旗，蒙古人不断加入后，又设置蒙古八旗。

此后在作战中，蒙古八旗和满洲八旗，负责大规模的平原、草原作战，而汉八旗主要进行攻城战、守城战。

不同民族在军事协作中，增进了彼此的联系与认同感，后金也由此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皇太极担任满洲、蒙古和汉人的皇帝，初步建立满汉蒙一体的王朝，后金的社会也变得更加稳定，为后续的发展壮大奠定坚实基础。

公元 1635年，皇太极平定察哈尔部，统一了漠南蒙古，同年统一族称为“满洲”。

1636年，皇太极在盛京天坛宣誓正式称帝，改国号“大清”，年号为崇德。

皇太极也由此成为清朝的第一个皇帝，有了与明朝分庭抗礼、自立门户并取而代之的意味。

而皇太极之所以更改国号，背后有着多方面的考量。

大金这个国号容易让人们联想到金朝，而金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被蒙古所灭的朝代，为了避免这种联想，皇太极选择新的国号。

并且，金国当年南下攻灭北宋，造成令绝大多数汉人，锥心刺骨的“靖康之耻”事件。

皇太极想要成为整个中国的皇帝，就必须尽量减轻汉人对他们的敌意，所以改掉国号，也是为了与当年的金国女真人，彻底切割开来。

再者，根据中国古代阴阳五行的原则，明朝的属性为火，按照五行相克的说法，火克金，选“大金”作国号显然是不祥之兆。

而“清”字的属性为水，选“大清”作为国号，则寓意着熄灭明朝的火。

从“清”字本身的意境来讲，其有着清明大道之意，有王者风范，符合王政气象，古代以政策清明、清平盛世指代王政的最理想状态。

而这次正式称帝，以及举行登极大典等重要事件，标志着清朝正式建立，开启了一个新的历史篇章。

也为后续逐鹿中原等诸多行动，奠定了正统且坚实的基础。

至此，入主中原已成必然之势。

可就在清军入关前夕，皇太极却猝死了，年52岁。

根据清史记载，皇太极于1643年9月21日，在冬暖阁处理政务的时候，突然“端坐无疾而终”。

关于皇太极的死，历史上有很多争议。

因为皇太极在去世前，身体一直非常硬朗，没有任何不适的迹象。

所以根据专家的推测，他很可能患有高血压或心脏病等疾病。

虽然这些疾病在现代社会很常见，但在当时却是致命的。

那么，为何清史要对皇太极的死因进行遮掩呢？

一是为了维护皇家的尊严和权威，避免引发宫廷政变。

二是因为，古人可能压根看不出他暴亡的真正原因。

著名的小说家金庸曾经这样评价皇太极：“皇太极，实是中国历代帝皇中不可多见的人物，本身的才干见识，不在刘邦、刘秀、李世民、朱元璋之下。

而中国历史家大概因他是满清皇帝，向来没有给他以应得的极高评价。”